岳麓书院内的船山祠

王夫之（1619--1692）明清之际思想家。字而农，号姜斋。衡阳人。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学者因称船山先生。明亡，曾在衡山举兵起义，阻击清军南下。战败退肇庆，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以反对王化澄，几陷大狱。至桂林依瞿式耜，瞿氏殉难，乃决心隐遁，伏处深山，勤恳著述，历四十年“守发以终”（始终未剃发），其爱国气节和刻苦精神，至死不渝。

其学于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均有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善诗文，工词曲，论诗多独到之见。他的著作j被岳麓书社编为《船山全书》，其中《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等，在思想史上尤具重要意义。

第一个讥批杜甫诗品人品

这些为人熟知的东西我们就不详说了，这里要说的是一个长期以来为人们所难以理解的谜。

众所周知，凡读过杜诗的人，谁不为诗人对国事的关心，对人民的挚爱而动容呢？王夫之却是一个例外。

其例外之处何在？

其一，王夫之是第一个讥批杜甫诗品人格之人！

王船山批杜可以说是遍及杜诗。如在评杜甫《漫成》一诗说：

杜又有一种门面摊子句，往往取惊俗目，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装名理名腔壳，如“致君尧舜上，力（再）使风俗淳，”摆忠孝为局面：皆此老人品心术学问器量大败阙处。或加以不虞之誉，则紫之夺朱，其来久矣。《七月》、《东山》、《大明》、《小毖》，何尝如此哉！（《唐诗评选》卷三，《船山全书》第14册）

又说：

杜陵忠孝之情不逮，乃求助于血勇。丈夫白刃临头时且须如此，何况一衣十年，三旬九食耶？

一件衣服穿十年，一个月吃九顿饭，穷愁潦倒的杜甫凭什么来行忠孝？船山的质疑直接针对现实。

继而船山还对杜甫忧国忧民之情提出了怀疑，如他在评《诗经·竹竿》时借题发挥，又说：“《书》曰：‘若德裕乃身’，裕者，忧乐之度也。是故杜甫之忧国，忧之以眉，吾不知其果忧否也。”（《诗广传》卷一，《船山全书》第3册）

在船山看来，忧之以眉，就是假忧。

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历来被人称为杜甫“平生第一快诗”，格调之快，心情之快溢于纸上。王夫之却认为：

杜有“剑外忽传收冀北（当为蓟）”诸篇，大耍此一法门，声容酷肖，哀乐取佞口耳，大雅之衰也。”（《唐诗评选》卷4）

这类快诗，在船山看来，正是他大耍忧之以眉的法门的例子，也是大雅之衰的明证。

总之，在老先生眼里，杜甫是一个虚声满纸，空话连篇，只知呼穷叫苦，不知忧国忧民的心术不正，人品不端的人物。除此而外，还在评初唐诗人王绩《野望》时还不忘捎带骂了杜甫“诲淫诲盗”。

“大都读杜诗诗学杜者皆有此病，（不绍古响），是以学究、幕客，案头、胸中皆有杜诗一部，向政事堂上料理馒头馓子也。杜于歌行自是散圣、庵主家风，不登宗乘，于他本色处拣别可知。（古诗评选卷一）。”

第一个提出“李优杜劣论”

其次，他是第一个提出“李优杜劣论”的人。

第一个提出“李杜优劣论”的是谁，《渔隐业话》指是元稹，元稹先杜而后李，引得韩愈不快，作“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来回应，提醒大家要对李杜并重。此后，唐有白居易、宋有葛立方，则明确黜李扬杜；宋有杨亿、明有杨慎，则黜杜扬李，有宋一代，虽然出现过“西昆体”这样一种以杜为宗的诗派，但在主流上仍然以扬李者居多。元明两代，基本上是李白的风头要远远超过杜甫。

李白

到清代，乾隆帝撰《唐宋诗醇》认为：

李杜二家，所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者，观其全诗可知矣。太白高逸，故其言纵恣不羁，飘飘然有遗世独立之意。子美沉郁，其言深切著明，往往穷极笔势，尽情事之曲折而止。

乾隆的出发点是李杜不分轩轾，因而，后世就以“诗不可以论劣”为李杜优劣论作结。

其实，此前不管是黜李扬杜还是黜杜所李，抑或是李杜并驾论者，多从诗的才情和思想作结，而独独王船山，第一次明确提出李优杜劣，则是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出发的。

李独用本色，则为“金陵送别”一流诗，然自是合作。杜本色极致，唯此《七歌》一类而已，此外如夔府诗，则尤入俗丑。杜歌行但以古童谣及无名字人所作《焦仲卿》、《木兰诗》与俗笔赝作蔡琰《胡笳词》为宗主，此即是置身失所处。高者为散圣，孤者为庵僧，卑者为野狐。

既然大家都说本色，王船山也从本色入手评议李杜，但他认为杜甫真正称得上本色的，只有《七歌》。至于其他类诗，孤、卑参杂。

他讥杜诗《石壕吏》是“于史有余，于诗不足。”认为誉杜诗为诗史者是“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是则名为可怜闵者”（《古诗评选》卷4），指斥杜陵“三别”是“偨厓灰颓，不足问津风雅”，偨，是参差不齐；崖，是水边；灰颓，是灰心颓丧。意指是诗堆砌事实，缺少气骨，乖离风雅之旨。

评《千秋节有感》说：

杜于排律极为漫烂，使才使气，大损神理；庸目所惊，正以为是杜至处。

评《后出塞》之一“献凯日继踵”时说其“直刺而无照耀，为讼为诅而已”，“杜陵败笔有‘李瑱（李鼎）死歧阳，来瑱赐自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种诗，为宋人漫骂之祖，实是风雅一厄。道广难周，无宁自爱。”

那么，王船山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贬杜批杜呢？为什么他要逆无数杜甫的粉丝们的喜好，把杜甫从诗品到人品全盘否定呢？

这几乎成了众多研究杜甫和王夫之的学者们郁积在心的一个谜。

我们今天就来为大家解开这个谜。

第一个对杜甫由爱生恨

说起来，王船山对杜甫是情有独钟的。王船山贬杜批杜并非随兴所为，从上文列举的例子来看，他是熟读杜诗并为杜诗作了厚厚的评点的。可以说，他与这位相隔900余年的前辈诗人杜甫是由爱生恨，爱恨到了难以融解的地步。这里只需举一个例子：

杜甫有一首题为《月》的诗：

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

尘匣元开境，风帘自上钩。

兔应疑鹤发，蟾亦恋貂裘。

斟酌嫦娥寡，天寒耐九秋。

杜甫对于“月出”来说是非常敏感的，他的诗里曾反复出现月的意象，每一次写月都感受到一种新生般的体验。这首诗，苏东坡曾给予高度的赞美：“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此殆古今绝唱也。”可见此诗的不凡。

反清复明失败后藏身衡阳的王夫之，写下了《读文中子》二首，其中第二首云：　　

天下皆忧得不忧？梧桐暗认一痕秋。

历历四更山吐月，悠悠残夜水明楼。

大家看，这不是异代诗人千秋印心么？王夫之在诗中完全袭用了杜诗，把那句被东坡先生誉之为古今绝唱的两句直接引入诗中。这难道不能说明王船山对杜诗的喜爱么？

杜甫

船山瞧不起杜甫原因有二

既然如此，船山为什么又要以近乎诛心式的攻击杜甫呢？在我看来，原因有二：

一、忧国在眉与忧国在心

船山攻杜，与船山的哲学思想有关。

船山攻击杜甫的人格，源于船山躬行实践，强调知行统一的哲学主张。应该说，杜甫所处的是安史之乱的混乱时局，而船山所处的则是明亡清兴这一民族生死存亡之转折关头，二者有很多的相近性，但船山所处的时局有过之而无不及。船山以为，在安史之乱那样的时代，杜甫既然作为一个有着满腔报国热忱的诗人，就不能只说不做，而应该化为实际行动，去拯救盛唐文明免遭毁灭。而杜甫恰恰只是把他的那种爱国热情化入诗中，故而船山判定杜甫是一个虚声满纸，空话连篇，只知呼穷叫苦，不知忧国忧民的人，他的忧国是忧在眉上而未忧在心头。仅仅把满腔忧愤洒于纸上，这样的忧国谁不会呢？船山先生自己则恰恰是一个知行合一者。事实上，也只有像船山先生那样经历过那样的时势那样的痛苦的人，方才懂得忧国在眉与忧国在心的区别，这也就是别人无法理解船山先生批杜的根本原因。

二、崇尚风雅与知行统一

船山攻杜诗则与船山的文学思想与政治主张有关。

船山讥评杜诗，认为李白优于杜甫，源于他文学思想主张特别是他的风雅观。船山一贯以为，“三国以降，风雅几于坠地。”因而，船山推崇秦汉而贬抑唐宋，他的文学思想是典型的厚古薄今的。他崇尚本色，而对杜甫诗中那种过于沉郁的风格非常不满。这一点与后世的毛泽东的看法完全一致。

而船山的政治思想主张却是“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的，他强调知行统一。这也是导致他对杜甫几近诛心式攻击的一个方面。

因此，结合上述二大原因，我们不难理解船山对杜甫的责难实实是异代萧条不同时。

事实上，正是有了王夫之，湖湘文化中那种浸透千年的悲情才得以爆发，冲决于纸上、外化为知行统一。从此开始，肇启了湖湘士子经世致用的崭新风气。在王船山的身体力行和教化下，湖湘文化中那郁积多年的悲情开始慢慢地消溶于洞庭烟波之中。

巧合的是，与王船山讥杜贬杜类似，毛泽东也扬李抑杜。从各种史籍文献来看，毛泽东对杜诗是非常熟悉的，他自己的诗中不仅常常点化杜诗，而且还不时借用杜诗。但具体到对杜甫的评价和喜爱时，毛泽东始终一贯的是抑杜。

1942年4月，毛泽东邀集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党员教员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到杨家岭谈话，“当严文井问毛泽东喜欢唐朝诗人李白还是杜甫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

近来有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并没有抑杜，他们举出下面的例子：

1949年12月，毛泽东与费德林在开往莫斯科的列车上谈到《诗经》、屈原、李白、杜甫、蒲松龄等时说：

杜甫（8世纪）——他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人民诗人。他的作品是中国后人艺术欣赏的不朽文献。杜甫的诗，代表了中国人民天才的独特风格，也是给全人类留下的优秀文学遗产。

从这段话的语气看，显然是《光明日报》1996年2月11日发表时有所修饰的，真正的谈话应该不会是这样，即便原话如此，也只能说明这是毛泽东对杜诗的一种客观评价，并不包含他个人的情感在内。

事实上，毛泽东对杜诗的看法始终是一贯的。

1957年1月毛泽东与臧克家、袁水拍谈话时说：“杜甫的诗有的好，大多数并不怎么样”。

1958年1月16日，毛泽东在南宁工作会议上讲话中说：

不愿看杜甫、白居易那种哭哭啼啼的作品，光是现实主义一面不好，李白、李贺、李商隐，要搞点幻想。太现实就不能写诗了。

1958年3月7日毛泽东借参加成都工作会议时拜访了杜甫草堂，会议期间，印发了一批材料给与会者，其中就有《杜甫草堂楹联集》，“光借阅杜甫草堂各种版本的‘杜诗’就有12部、108本之多”，还将李白的6首诗以及杜甫的《剑门》等25首诗编入《诗词若干首（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印发给与会人员。“毛泽东在看完了各种不同版本的杜诗后，望着陈列在橱内的诗集说道：‘是政治诗！’”

从上述情况来看，毛泽东抑杜确是事实。

从毛泽东与湖湘文化的渊源来看，他的抑杜除了个人性格上的原因外，不外乎还有受到船山先生的影响。在毛泽东题为《讲堂录》的早期笔记本中，对王夫之，他这样写道：“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这也是王船山反对把杜甫看成“诗圣”的思想根据。在船山看来，杜甫显然不是一个德业俱全之人。

毛泽东又在记曾国藩一条中说：“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发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对不谈过高之理，他又说：“心知不能行，谈之不过动听，不如默尔为愈。”“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那么比对杜甫，显然与船山、毛泽东的思想相去甚远。杜甫的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在后者看来，就是心知不能行而发出的动听之辞。杜甫一生连自己的茅草屋都不能得，怎么可能得广厦千万间以庇天下寒士？徒以取悦天下人耳。正是出于这种思想，杜甫在王船山、毛泽东那里都不是理想的楷模、心中之俊士。（本文摘自作者刘绪义新著《后门观史》）

（责任编辑 殷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