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

我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经历了两个阶段，由赞赏到质疑。开始是赞赏，因为林氏刻画出的苏东坡的形象，鲜活，富于光彩，很有魅力。《苏东坡传》对我原有的认知、知识，有所整合。

我原来关于苏轼的知识主要是精读了王水照的《苏轼选集》，20多年里读过数遍，几乎能背，受益良多。王水照是那种专治一经，在此一经上大可信任的学者。我就是想成为这样的学者的。当今太多广有涉猎，著作浩繁的所谓教授学者，他们在任何领域又都没有抛下过锚，所以在任何一丁点问题上都不可信任，算得上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苏东坡传》直指苏轼人物形象，通过读书中择选的诗词文而揣想的苏轼形象，逐渐地清晰起来。流行于网络间及一些二三流刊物上的谈论林氏《苏东坡传》的文字，也都是赞赏。赞赏林氏及赞赏苏轼夹缠于一起。某毕竟学养高于一般网民，而致于质疑了。

林语堂以前的苏轼研究基本上是古人从单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进行的。林语堂是个众所周知的具有跨文化视野的人，所谓脚踏中西文化，一心写宇宙文章，他的《苏东坡传》同样体现了这种品格。林语堂《苏东坡传》有很大的影响，获得高度的评价。也有一些批评性的评判，如王瑞明，夏露的《略谈林语堂<苏东坡传>的得失》(《社会科学研究》，1985-3-2)，萧庆伟《论林语堂<苏东坡传>的文献取向》(《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3)，潘建伟《自我说服的旷达：对话理论视野中的苏轼“旷达”形象问题——兼谈林语堂<苏东坡传>的中西文化观》(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5)，等等，但总的来说，这类声音所占比例很小。不过这些都是冷静的，学理性的研究，在肯定林语堂做出了杰出工作的前提下，从不同的方面指出《苏东坡传》的缺失。我就林氏对于苏东坡形象的塑造问题亦提出质疑。

质疑于林语堂简化苏东坡。他塑造的是一个单质化的苏东坡。没有写出传主全部的丰富性，而且似乎也无意这样做。林语堂把苏东坡刻画为一个快乐的人。20几万字的《苏东坡传》一言以蔽之，苏东坡是个快乐的人。当然，我这样说也有简化《苏东坡传》之嫌。

苏轼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不是极其复杂的人，至少比不上曹操、哈姆雷特。虽然他是个极其丰富的人，但他绝对不仅仅是林语堂着意突出的快乐的人。林氏甚至说苏东坡没有矛盾。人都有多重面向，是个矛盾体，只是有程度不同、深度不同的差异。苏轼亦如此。

林语堂对苏东坡极其崇拜，喜爱。他直白说出自己的态度。苏轼自己喜爱陶渊明、白居易，李白崇拜鲁连、谢安、神仙……后人爱慕某个前人，以致于把自己的情志理想寄托在追慕的对象身上，这个现象很普遍。作为一部长达数十万言的传记，应该写出传主的全部丰富性。即以苏东坡谪居黄州而言，《苏东坡传》用了两章来写，渲染他乐天的面貌，悠哉地游山玩水，做回地道农夫的可爱，修习瑜伽的与众不同的做派。对于苏轼谪居黄州，我自信可发专家之论，因为我精读过梅大圣教授编纂的几种苏轼黄州时期的全部诗文，作为学报编辑，经手编发过数十篇研究论文，凭借这些，我了解苏轼黄州时期的复杂的心态心境，及变化情况，而《苏东坡传》的叙写是较为浮泛的，可以想见，其他部分也应大略类此。

与单质化相伴而生的静态化。鲁迅曾指出《国演义》人物刻画的静态化问题，即曹操出场即奸、雄，诸葛亮出场时就智，性格没有发展。林氏的苏东坡始终是不可救药的乐天。他把这解释为苏东坡的天性。他宦海沉浮、人生境遇，少年得志，地位显赫，罹乌台诗案之祸，黄州惠州儋州，不过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展示其乐天天性罢了。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是用英语写的，其受众是美国普通读者。所幸苏轼不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形象，其人格面貌的主导面确是乐天、旷达，所以《苏东坡传》虽没有写出苏轼的全部丰富性，但也没有走形，与一千年来人们的普遍认知大致吻合。正因为如此，林语堂的著作对普通读者认识了解苏轼是做了一件大大的功德。

魅力苏轼

20多年前读一个叫韩经太的学者写的一部苏轼专著，至今还有些印象。专著似乎是作者的博士论文，指认苏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理想的代表人物，因为苏轼身上凝聚着儒释道三种文化成分。人生经历上伴皇帝谈经国方略下陪田院乞儿聊天，中间和文人学士和尚隐士谈诗论画品茗幽默。热烈时意气洋洋，却又不妨常常一个人仰望星空。读懂了苏轼就可声称弄懂了中国文化。当然，只有大略弄懂了中国文化才能读懂苏轼。

古人与今人肯定有不同，当然不容易说清楚。作为读书人，古人大致有两个目的，一是“成人”，儒家成圣贤，道家成至人，佛家成佛，此内王之学，孔子所谓为己之学。二是学成文武艺修齐治平，此外圣之学。内圣之学是很难修的，很苦，人生苦短，何苦来哉!修不来便装，于是有了虚伪。像王莽，像李白所嘲的鲁叟，像苏洵讥刺的王安石，像李贽痛骂的理学家，骂者就是以为他们根本缺乏“诚”“敬”，只是假模示样。绝大多数人治外王之学，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即是典型。他们根本不在乎个人品格，关键是习得一身本事，有用于他们辅佐的人，获得立竿见影的实效。在苏轼生活的朝廷，洛党代表修内圣学的，王安石代表修外王学的。

苏轼父子则复杂，老苏讥刺王安石(有人认为那篇文章是伪作，我不同意)，苏轼则把洛党领袖理学家程颐比喻得很不堪。苏轼与两党都保持着距离。他是博采，而非依违于一家之学说。苏轼的学问根基主要是班固的汉书，较之史记，是比较纯正的儒家的，但他所取者似乎是其中博瞻的典故学问，而非思想理念。使他学会文章的则是庄子。博采的结果，他既有优良的人格修养，又有杰出的实学本领。修内圣之学的人往往迂腐执拗，不擅变通，为人缺乏趣味，叫人尊敬却也敬而远之;修外王学的人往往人格卑下。苏轼是人格魅力的化名。总之，一个自由的学习者即是苏轼。古代学者往往学者而带着信徒的枷锁。苏轼没有带枷锁，像一个现代学习者。

苏轼还像一个现代自由知识分子。他的思想融合儒释道，非绳墨于绝对忠于君主(儒家)，尽管他称赞杜甫每饭不忘君。所以他的思想观念除了儒家正统，还常徜徉于其他更广阔的空间。后世朱熹非常反感苏轼，纪昀亦常诟病苏轼的出格，是他们站在代言君主的立场使然。

苏轼有词句：似二陆翩翩来长安，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行藏在我，用舍由时……他的人生道路也非常宽阔，多样选择，而不会被君主绝对绑定。而封建制度完备的时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出路除了见用于君王，别无其他，这是屈原给后世的遗产。苏轼不见用一生40年官宦生涯中有10年，没见他流露牢骚失意。

苏轼有诗句：匈奴君主如相问，莫道中原第一家。苏轼少年时即诗名远播，辽远的北方外族都仰慕，这一点，使得他无论行藏用舍都不会感到孤单。

苏轼生活在公元900年中后期的北宋朝廷，然而他却是翱翔于这个朝代之上。而无数时代无量数人不过是匍匐于地上而已，即使他是帝王高官巨富……

（责任编辑 彭云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