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纪委监察部日前通报称，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存在干扰、妨碍组织审查的行为”。这并不是一个新表述，据媒体统计，十八大以来，在纪检部门的公开通报中，至少有二十多名被查官员存在类似行为，其中一些人更是“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调查”。

中央反腐整风越来越深入和常态化，巡视工作也进行了好几轮，已对违纪违规行为形成了高压态势。但仍有一部分人心存侥幸，仍不收手。这首先说明，违纪违规行为存在惯性，一些人对纪律的严肃性还缺乏应有的认识。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人对纪律调查产生了“抗性”，试图干扰、阻碍组织审查。此前中央纪委通报的案例中有多起都提到，被调查对象采取订立攻守同盟、转移涉案财产等方式对抗调查，甚至有人专门研究纪委的办案方法，模拟纪委问话，企图蒙混过关。

出现这种现象，其实并不意外，只是更突显了反腐败斗争的必要性和严峻性。一些人不受约束惯了，很难一时收手，心存侥幸的腐败分子不会主动坦白，坐以待毙。对于是否存在违纪违规或贪污腐败问题，他们其实心知肚明，但组织调查要讲程序、重证据，要冲破阻力找准突破口，并没有那么容易。而且党纪和“四风”问题的调查，如果没有发现违法犯罪线索，并不能采取强制手段，被调查对象又是掌握很多资源的领导干部，一旦走漏消息，就很可能出现串供或伪造、销毁、隐匿证据等对抗审查的行为。

这也是当前纪检工作值得关注的新现象，需要以更严格的执纪作为，来维护党纪和规矩的严肃性。我们说，党纪严于国法，很多党员干部的作为，虽然无法证实涉嫌违法犯罪，但如果按照党纪要求，已经涉嫌违规违纪，把纪律顶在前面，捍卫党的纪律和规矩，这是纪委工作的主要内容。对于明显的违纪行为，纪检部门应主动作为，坚持零容忍，形成“伸手必被捉”的稳定预期，打消违纪违规者的侥幸心理。

对于对抗纪律调查的顽固分子，其实党纪处分条例有明确规定：对串供或者伪造、销毁、隐匿证据等行为，可从重或加重处分。这为捍卫党纪的严肃性提供了法规依据。

当然，反腐败和作风建设不能只靠纪检部门孤军奋战，纪委调查遭遇对抗和抵制，更突显了制度反腐和公众监督的重要性。如果部门或企业建立了规范的预算和财务制度，如果公务活动和一把手权力更加公开透明，违纪者的隐匿、串供等行为就会无所遁形；社会公众和部门职工等利益相关人，其实更有条件和意愿对干部进行监督，把民众和舆论引为监督执纪的支持力量，能让纪检部门更加耳聪目明，更好地履行捍卫党纪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