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接触了一些宋朝画作，深深觉得，宋画当之无愧地可谓是中国画的巅峰之作。

研究中国美术史的美国汉学家高居翰介绍说，“早期西方对于中国绘画的研究往往认为，中国画传统经历了其伟大的时期——两宋，至元代而衰，晚明时期而再衰，以至晚期的作品不值得任何严谨的收藏家和博物馆收入。普爱伦（美国的宋画收藏家）便是此成见的坚决拥护者，而其研究员身份终其一生从未被动摇。普爱伦断言，即使那些‘宋画’并非真的宋代所画，它们仍比任何明清绘画更美。” 普爱伦对宋画的推崇只是出于个人的审美偏好，但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宋画作为“图像证史”的价值，确实远远超过了其他时代的画作。

宋朝画家对世间万物都充满兴趣，他们“描绘的题材是多方面的，差不多是包罗万象，从大自然瑰丽的景色到细小的野草、闲花、蜻蜓、甲虫，无不被捉入画幅，而运以精心，出以妙笔，遂蔚然成为大观。对于都市生活和农家社会的描写、人物的肖像，以及讽刺的哲理作品，犹能杰出于画史，给予千百年后的人以模范和启发。所以论述中国绘画史的，必当以宋这个光荣的时代为中心” 。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他们能够从宋画中获取包罗万有的关于宋代社会的图像史料。

再者，宋画讲求写实，用宋人的话来说，“观画之术，唯逼真而已。得真之全者，绝也；得多者上也；非真即下。” 跟后世的文人画风格大相径庭。美术史学者郎绍君先生曾给予宋画的写实精神极高评价：“宋代美术在写实技巧上已臻中国古典写实主义的顶峰。……就同时代东西方各国古典写实主义艺术的水平与成就言，它毫无疑义是第一流的，称它占据同时代人类绘画艺术的最高位置，也并不过分。” 

口说无凭，以南宋画家李迪的《雪树寒禽图》（上海博物馆藏）与《雪中归牧图》（日本大和文华馆藏）为证，图中的积雪、树枝、伯劳鸟羽毛、牛的毛皮，都极富质感，有近代油画的效果。

（李迪《雪树寒禽图》）

（李迪《雪中归牧图》）

宋时很流行的界画（界画是一种使用界尺引线的画种，力求准确、细致地在画面上再现屋木、宫室、器物、舟车等对象），更是追求逼真的视觉效果，宋人邓椿说，“画院界作最工，专以新意相尚。尝见一轴，甚可爱玩。画一殿廊，金碧熀耀，朱门半开，一宫女露半身于户外，以箕贮果皮作弃掷状。如鸭脚、荔枝、胡桃、榧、栗、榛、芡之属，一一可辨，各不相因。笔墨精微，有如此者！” 

北宋界画高手郭忠恕笔下的画面，“栋梁楹桷，望之中虚，若可投足；栏楯牖户，则若可以扪历而开阖之也。以毫计寸，以分计尺，以寸计丈，增而倍之，以作大宇，皆中规度，曾无少差。非至详至悉、委曲于法度之内，皆不能也” 。研究宋代建筑形制与结构，宋人的界画是绝对不可忽略的材料。

因为重写实、工写真，宋朝画家给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图像，有如后世的照片与纪录片。像《清明上河图》这样的界画神品自不待言，即便是史料价值稍低的宋朝花鸟画，也能够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宝贵的佐证。比如说，你想了解12世纪常见的蝴蝶种类，如果查阅文献，恐怕会事倍功半，甚至可能一无所获，但只要去看南宋画家李安忠的《晴春蝶戏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立即就可以知道宋人熟悉的蝴蝶品种有哪些。

（李安忠《晴春蝶戏图》）

但宋人的写实主义画风在元朝时发生了蜕变，让位于写意的文人画。元明文人画家对外在的客观世界失去了“再现”的兴趣，而更注重表达内心的感受。生活在元末明初的画家倪瓒自谓：“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尔。余之竹，聊以写胸中意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

宋时盛行的界画，也在元明时期迅速衰落，清人著《明画录》，指出：“有明以来，以此擅长者益少。近人喜尚元笔（元笔即指文人画），目界画都鄙为匠气，此派日就澌灭者。”

从审美艺术的角度来说，写实主义的宋画与写意主义的文人画，究竟哪一个的艺术造诣更高？这只能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宋画的史料价值足以将后世文人画甩出几条街。

最后奉上一幅北宋初黄筌的《写生珍禽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此图是画家绘来给儿子临摹、练习的稿本，画了鹡鸰、麻雀、鸠、龟、昆虫等二十余只虫鸟，线条细腻，图像栩栩如生，确实称得上是“写生”。

（黄筌《写生珍禽图》）

（责任编辑 殷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