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湖北工业引领发展中“附生”协调性问题

下面主要从长期、中期和短期三个时段以及产业发展及结构、区域发展及结构和管理战略三个角度观察、分析湖北工业协调性问题，意在从中长期经历和多角度寻找经验和对策。

(一)工业在产业引领时带来一些不协调

1. 改善“产业结构差”问题未能如愿

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程度的高低也常用产业协调性来判断，特别是对三次产业按国内外先进地区的结构来衡量：第一产业比重是否明显低于或向5%附近靠近、第二产业比重是否居于20%上下、第三产业比重是否明显高于或向70%以上变化。按此标准，湖北工业是产业结构明显落后于国内外先进地区的主因，也一直肩负湖北产业结构不协调之“主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湖北长期居于“追赶角色”地位，只得用工业作为追赶的最强力量。1978年以来的37年中湖北第二产业有29年高居40-50%，其中工业比重一直高居32-44%，反复出现超过40%以上的高位，所以说湖北发展上台阶主要是靠工业实现着经济追赶、产业引领，但是这也主要导致长期牺牲了产业结构的协调性。湖北一直清楚这种阵痛、隐患，也一直试图在发展中改善，只是至今未能如愿。

2.工业结构性过剩导致协调性阵痛

工业一般产能持续过快发展特别严重的后果是常引致经济需要进行较大调整。由于湖北工业过快发展主要是依靠传统工业，所以对湖北可持续发展和协调发展带来一些不利影响，经常导致工业原材料特别是重化工产能过剩，而高科技、高质量的产品特别是改善人民生活和促进发展升级的产品却很难跟上甚至明显短缺。改革开放以来全省几次大的经济调整期都是出现在工业持续居于过高比重之后，如上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前期和2008年以来的经济调整，而经济发展最快、地位上升最明显、调整压力最小时期，从产业比重上看，往往是产业结构更加协调时期，如本世纪2008年之前的高速、协调发展正是得益于这一时期第三产业比重明显上升并一直处于40%以上历史最长顶峰期，第二产业中的工业比重较长时间稳定在35%左右没有上升。但是，2008年以来，湖北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经济进入重大调整时期，为防止经济下滑，不得不重用工业来支撑，工业比重又出现明显、持续上升，几乎都是处于历史最高位，8年来有6年高于40%，第三产业连续5年回落到40%之下。这8年虽然湖北经济主要因第二产业较快上升经济总量在全国上升突出，但是也出现经济调整压力、经济协调性压力、工业去产能压力更大的系列阵痛。

3.工业内部结构协调性分化

长期以来湖北实施积极释放工业产能对策，在带来一些工业内部宏观结构出现改善的同时，由于协调性对策不足也导致重要结构不协调。主要进步体现在：2008年以来，规上工业企业中，国有企业年总产值占比从2007年的49.1%下降到2014年的26.5%；轻、重工业产值比重从2007年的26%：74%优化到2014年的35.4%：64.6%；小型企业产值比重从2007年的30.9%上升到2014年的40.5%。

但是，也出现主要内部结构协调性问题：一是民营和农村工业一直没有出现很理想的变化。在全国发达地区明显出现各所有制企业普遍更加协调发展的趋势，特别是私营企业的比重明显上升情况下，湖北进步明显有限。2014年，湖北私营工业企业数(8586个)和总资产(6298亿元)，分别只占全国的4.0%和3.0%，大大低于先进水平，如江苏的14.3%和14.4%。在全国一些地方出现农村工业明显上升的趋势下，湖北农村规上企业产值比重反而从2007年的1%下降到2014年的0.5%。二是工业产品结构仍然低端、粗放。湖北工业产品结构在国内仍然居较差状态：传统、低利润品种比重过高，现代性、战略性和高利润性品种比重过低。2015年，传统性的农用化肥、平板玻璃、布匹、硫酸占全国比重分别是17.5%、11.1%、9.3%、7.8%，钢铁、水泥、烟酒和盐的比重也明显偏高。而更加高端、战略性的产品比重却很低，如彩电只占0.25%，计算机只占0.34%，煤、原油和天然气合计只占0.36%，金属机床只占0.47%，手机只占1.8%，重要农机、重大集成电子产品、重大航天航空产品、核心高科技产品比重很小。

4.工业创新投入和创造新产业的能力有限

工业经济协调性还要看动态的协调性能力，看是否有新旧业态自我递进的能力，主要体现在高新技术和战略新兴产业比重足够大、研发能力足够强，能不断创造、孕育新业态。从现实看，新产业、新业态偏重知识经济类，多数居于工业行业，主要依赖旧产业进行创新而来，特别明显的特征就是新产业多是在有较大先期研发投入下产生，所以把握好工业研发投入，才能把握好新产业。

虽然湖北工业扩张性总体很快，但是工业创新投入比重和趋势滞后，特别是工业研发投入明显趋弱。2002、2007和2014年全省R＆D经费支出分别是47.9、112.5、510.9亿元，其中工业分别是16.5、52.5、217.2亿元，占比分别只占34.4%、46.7%、42.5%，比重不稳定且明显低于全国，如2014年全国工业企业的R＆D经费支出（9254.3亿元）占全部R＆D经费支出（13015.6亿元）的比重是71.1%，比湖北（42.5%）高28.6个百分点。从2003－2007年和2008－2014年两个阶段看，全省全部R＆D经费支出年均增幅分别是18.6%和24.13%，呈上升趋势，但是工业企业的年均增幅分别是26.0%和22.5%，增幅反而呈下降趋势。同时，从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看，湖北也长期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虽然近年有所上升，但也只是逼近全国平均水平。2002、2007和2014年全省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分别是1.1%、1.2%、1.9%，2014年仍比全国2.1%平均水平低。由于湖北公共和科研部门的科研投入比重在全国有优势，总体落后的主要原因就是工业部门的科研投入不够。

近来国内外专家发现，我国首次出现真正意义上创造新产业的能力，特别是在工业，政府层面也注意到这一现象。其实，这是高新技术产业比重累计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由于湖北的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在全国有一定优势，创造新产业的能力自然出现一定优势。2014年，湖北高新技术和战略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分别达到16.3%和15.7%的较厚实比重，同时，高新制造业增加值增幅达14.6%，比当年GDP增幅大幅高出4.9个百分点。我们还要看到新产业较快成长必然要伴随旧经济的一定萎缩，如果我们不能把握好新旧产业的这种协调性，特别是保持新产业增量大于旧产业减量，经济反而会遇到更大困难。2015年湖北钢铁、电力、石油加工等旧工业分别是下降0.3%、增长0.3%和增长2.6%，明显出现慢于新经济。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湖北“新产业”几乎仅限于工业，出现的一些新产业机会在全国并没有明显优势，如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电商、电子竞技、物联网、新型航空航天（如无人机）、新能源（如新型电池）、虚拟现实等等，多处于初创阶段，已经有较大规模的新工业产业屈指可数，所以，湖北新产业总体定位是发展程度不高，主要原因是工业创新投入不够、产学研机制不畅和资金驱动力不强。

5.工业成本和生产平稳的不协调性上升

经济协调性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生产成本有序下降，生产率不断提高。如果某产业产能出现过大波动，必然引起成本过大波动，继而引起协调性问题。湖北工业就经常处于一些产能过大波动导致相关成本过大上升，即使在调整时期成本也难以相应减下来，导致许多企业难以承受成本之累。湖北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在快速扩张时期，如2000-2007年年均增长29.5%，在经济调整时期，如2008-2014年年均增幅下降到20.6%，而且越到调整后期利润越低，如2011-2014年年均增幅只有8.8%，主要就是成本波动后难以控制所致。2008年以来湖北工业企业相关成本没有随经济调整有所下降，而是逐年上升，湖北规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成本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从2007年的79.1%上升到2015年的85.5%，大大压缩了企业利润空间。一些工业产能过剩行业（钢铁、水泥、煤碳、建筑等）占据了大量人力、资金、物资和土地等社会资源，这些居高不下的成本成为制约经济转型的一大包袱。

后发地区容易热衷通过激发工业快速提升经济总量，但是也导致经济不稳定上升。由于当今工业产出能力大幅上升，开足马力生产的时间稍长，经济就会出现明显扩张或振动，后果是容易出现工业产品积压甚至导致经济进入调整期。由于湖北工业产品的低端、粗放部分较重，在每次全国性的经济较大调整时期，与一些工业大省一样，工业既是协调性问题主要推动者，也是主要受害者。一些工业行业经常反复上演“发展、失衡、调节”困绕，只是一般老百姓对工业品问题很难体会到，如果用大家用十分熟悉的生猪生产反复上演的起伏过程(过度扩张、亏损后破坏性减产、调整)，就能较好理解工业品生产协调性控制不力的痛苦过程。2008年来的经济调整时期，湖北经济增长幅度已经比前期明显逐年下降，2008-2014年GDP年均增长是12.2%，但是，由于工业产能没有或难以相应降下来，扩张速度仍然大幅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如2008-2014年铁矿石、铝材、塑料制品、平板玻璃的产量年均增长分别仍然高达20.0%、32.5%、39.5%、70.3%，同时，有些工业品在限产阶段容易压缩过度，迅速萎缩，造成职工生存压力陡增，如2007-1014年一次性能源生产量、粗钢、十种有色金属、焦炭年均增长只有6.1%、8.5%、5.9%、4.3%，产出增幅明显低于经济增速，行业发展、职工生存遇到很大困难。

(二）工业区域布局不平衡导致发展不协调

1.在主要和非主要战略区域中工业不协调性扩大

湖北区域工业协调性所受最大影响是“一主两副”等区域战略，该战略使主要战略区域的工业得到很大发展，但是在非主要战略区域造成倾斜性落后。改革开放之前和初期，湖北区域工业龙头只有武汉，其它区域的工业实力差别不是很大，比较靠前的地市主要是荆州、黄石、襄阳等地，本世纪初开始实施“一主两副”和“两圈一带”区域战略以来，战略区工业迅速崛起，“武汉圈”、“宜昌圈”和“襄十随”地区成为主要工业高地，而一些非重点区域工业则出现洼地，区域工业协调性(区域工业实力差距)变差：除神农架外的16个市州中，2007年，第二产业增加值总量前3位地区是武汉、宜昌和襄阳，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最高的前3位的地市分别是武汉(1.62万元)、宜昌(1.07万元)、鄂州(1.05万元) ，最低的后 3位地市分别是恩施(0.14万元)、咸宁(0.24万元)、荆州(0.30万元) ，地区间最大差距达11.6倍。

后来，湖北所采用的“一元多层次战略”对地区差距特别是工业差距有了平衡，区域工业协调性有一定改善(差距有所缩小)，但是差距仍然较大。2014年湖北第二产业增加值总量前3位地区仍然是武汉、宜昌和襄阳，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最高和最低的3位也没有改变，分别是武汉(4.63万元)、宜昌(4.53万元)、鄂州(3.88万元)和恩施(0.67万元)、咸宁(0.94万元)、荆州(1.14万元)，地区最大差距仍然有6.9倍。虽然湖北工业总体实力较强，但由于区域工业协调性不足，2014年人均工业增加值（1.89万元）只位居全国12位，只有最高地区（天津）的40.6%，在非直辖市省份中只相当最高水平（江苏）的55.8%。

2.在跨行政区域和弱势区域的工业不协调性扩大

一是在跨行政区的长江经济带战略和长江中游城市群战略中的工业协调性明显滞后。虽然有明确的更重要的大区域规划，由于跨行政区的协调力度不强，长江沿线除了武汉、宜昌和黄石的工业布局有明显进步之外，其它地方普遍较弱，恩施、荆州、咸宁和黄冈的沿江地区工业布局缓慢、交通布局薄弱，总体发展水平和工业发展水平均逐渐“沦为”全省最薄弱区域。2014年，恩施、荆州、咸宁和黄冈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分别是0.67万元、1.14万元、1.92万元(其中咸宁沿江地区的赤壁、嘉鱼人均工业增加值只有0.53、0.58万元)、0.94万元，在全省17个市州中分别列13、12、9、14位，大幅低于全省平均值。虽然有“中三角”、大别山红色区域、洞庭湖生态经济区、龙凤经济协作区等跨行政区合作计划，也由于跨区协调问题和工业先行力度不大，跨区域发展战略进度也较缓慢。

二是县域工业发展滞后和不平衡明显。湖北80个考核县域中，2014年人均工业增加值有50多个县域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9万元)，人均工业增加值最高3个和最低3个县域分别是宜都市(7.17万元)、鄂州华容区(6.97万元)、远安县(5.91万元)和利川市(0.32万元)、郧西县(0.26万元)、鄂州梁子湖区(0.25万元)，最高与最低水平相差28.7倍。

三是大平原和高山地区工业大幅落后城市郊区和丘陵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全省主城区以外的地域中，工业发展速度最快、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主要是城市郊区和丘陵地区，而高山地区和大平原的核心区工业发展极其缓慢。2014年全省80个县域中，人平工业增加值最前10位的依次为宜都市、华容区、远安县、夷陵区、当阳市、江夏区、枝江市、汉南区、大冶市、东宝区，全部是城市郊区和丘陵地区。排名最后20位的县域中有13个是偏远高山类县市，其余7个是荆州（3个）、黄冈（2个）、孝感（1个）、鄂州（1个）地区的平原粮食核心区。原因是工业项目进入高山地区和大平原粮食核心区的经济和政策性困难重重。

(三)工业在重要管理战略上引领中欠协调

1.工业化引领“四化同步”战略中的反哺作用不够

湖北“四化同步”管理战略中，工业化确实成为带动其它“三化”发展的引领力量，工业化和信息化较为同步，且处于较高和先行水平。按世界工业化后期阶段标准(人均增加值5000美元以上)，湖北工业化水平已经明显达标(2014年人均GDP7675美元)；在国内，湖北2014年工业增加值总量（10992亿元）居全国第8位，处于第一梯队。根据与世界相同标准的信息化指数计算，2010年我国信息化指数是0.707，约居世界第37位，与世界信息化平均指数（0.802）相差不到0.1个点。2011年湖北信息化指数是0.708，居全国第11位。总体看，湖北信息化水平在国内外都不算低。

但是，湖北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水平则较低，拖累了“四化同步”发展，原因在于工业的反哺作用不够。按世界标准，湖北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水平均处于相当低的水平。2014年湖北城镇化水平为55.7%，居全国第12位，比主要发达国家水平低20多个百分点。从湖北农业劳动人员素质(初小文化为主)、劳动过程(靠天、靠体力吃饭为主)、劳动工具(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不高)和劳动收益(2014年人均农业总收入仅4663元)看，湖北农业现代化还明显处于初级阶段。小康监测数据显示，湖北有关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关指标是实现全面小康的主要障碍。

2.工业数量冲动致经济管理战略中调整压力突出

湖北经济管理战略中永恒的主题一直是调结构，而工业数量性冲动一直是主因。当前，湖北经济管理战略又进入调结构“主汛期”，主要是供给侧问题突出，而工业供给侧问题又是主要方面。对供给侧问题，不少人比较生疏，有必要在此从人们很熟悉的角度进行说明：一般来说，一个经济体是按总供给和总需求两方面（侧面）大致相等维持平衡，供给侧主要是生产角度的提供，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源、资金等方面的投入产出，需求侧主要是从三大需求(投资、消费和净出口)角度的观察。需求侧面的问题一般较小：虽然投资的波动性可能很大，但是政府容易控制，而消费和出口一般很难出现大幅波动。同时，如果需求侧变大，它是多多益善的；如果需求侧变小，社会主义经济体容易应对。而供给侧容易出问题且难以控制，企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容易出现波动过大、结构不优、质量不高，尤其是工业部门。当前，湖北供给侧的主要问题，也就是工业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问题，而且相对更加严重，原因在于湖北低端工业品产能和库存比重相对较高，如2014年水泥、玻璃和粗钢产量分别占全国的4.6%、11.1%和3.7%，所以调整压力更大。同时，老百姓对国外价廉物美的产品又通过各种方式“疯狂”采购，说明我们生产的产品在质量和结构上与人民的需求有很大差距。

3.工业人才引领作用在五大发展理念中的地位有待加强

当前，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是最顶层的管理战略方向，与毛泽东的“弹钢琴”思想到邓小平的“两手”论一脉相承，精髓和目的是和谐发展。要达到如此境界，工业协调发展特别是其人才引领作用是关键，发达国家和地区均是工业创新人才数量居前列。原因在于，一是创新发展是龙头，主要要依靠工业特别是其人才的引领；二是协调发展上的工业协调性问题最多，归根到底是工业发展层次粗放特别是其人才层次低导致；三是绿色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工业对环境带来巨大破坏性，也主要要依靠工业升级特别是其人才引领作用来化解；四是实现开放和共享发展上，也主要是要依靠工业的强大引领和支撑。

但是，湖北工业创新人才比重较小，重视时间较迟。源头现象是超一流人才长期不愿意进入大学的工业性工科学习和进入工业企业就业，尽头现象是工业研发和创新人才的投入存量不足，重视刚刚开始。从研发人力看，湖北工业研发人才投入虽然近年大幅上升，但前期一直明显较低。2002、2007和2014年全省科技活动人数分别是19.1、19.7、38.8万人，其中工业企业分别是6.0、7.3、17.1万人，占比分别只有31.4%、37.1%、44.1%。2003－2007年和2008－2014年两个阶段全省科研人才拥有量年均增幅分别是0.6%和10.2%，其中工业企业科研人才分别增长4.0%和12.9%，大幅低于同期工业产值21.8%和24.1%的增幅，且重视程度也是近期才开始提高。

二、湖北工业协调发展的对策思路

(一)“围魏救赵”式策略实现工业结构协调

一是多实施间接式的工业结构调整。不能单纯靠大幅压缩工业产能进行结构调整，这样容易导致经济大幅萎缩、工人大量失业，应该多实施间接转移调整措施，比如，加大工业反哺农业步伐；提高多种工业品质量要求减缓低质量工业产出；加大旧工业向新工业转移力度。即使对工业产能压缩压力过大行业（如煤碳、钢铁、矿产、化工等原材料行业）也绝不能一压了之，要给予较大优惠政策扶持企业实施多种间接转移措施，这样既能保持整体经济和保持被压缩企业生计不受影响，又起到调节经济结构作用。过去，我们正是靠大力投资重化工业和基础工业使湖北工业化进程快速进步，当今应该再以极大力度投资高、新工业实现经济升级和化解工业产能。应该在大力发展比较成熟的先进制造业特别是战略新型工业产业基础上，也大力发展近年“冒”出来的一系列新工业经济业态。随着社会财富大幅增加和社会文明明显进步，也必然会不断出现一些旧小或过去无力涉足的工业成为新的关键行业，我们要善于发展这些大机会，如健康、安全、军工、航空工业方面。对此，要重点对相关政策保障进行大胆改革：一是大幅改革产、学、研政策，让学、研快速且方便进入工业企业。二是提升湖北工匠战略对策力度。我们的工业产能过剩，其实是落后产能的过剩，真正好的产品不是过剩而是短缺，原因主要是工匠式人才缺乏和不受重视。

二是加大第一、第三产业消化能力变相平抑工业产能和缓解三次产业的协调性。要大力提升农业和服务业发展能力，特别是消耗工业品能力提升，作为减轻工业品积压和整体产业结构趋向合理的重要对策。要充分激发服务业内需和供给，放松服务性外资准入条件，培养一大批具备国际化服务业能力的企业。深化农业消耗工业产能的对策，如大力提升农业机械化、农业工业化步伐。改革过时管理对策。如湖北的农产品（特别是粮食）常常处于供需错位状态，产品常常卖不出去，大量农产品大幅“贬值”，要通过加强工、农对接化解，将产能过剩通过资源要素改革使产能协调释放。

三是培养适时“变通”能力，特别是掌控工业生产的最佳扩张、压缩点能力。为防止工业周期性低潮、高潮，要改变对策思维：每当某工业生产出现较长时间的大幅扩张，就应该主动提前压缩，而每当对某工业生产出现较长时间的萎缩时，就应该主动提前结束调整政策，实施扩张政策。这样，我们就能总是产生协调发展结果。按此思维，我们当前去工业产能时，后期就应该注意防止压缩过头，准确、适当减轻压缩力度。过去多种产品反复出现“短缺-过剩”起伏就是因为掌控尺度不到位。近些年钢铁、水泥等传统工业品产能确实有过剩，在准确研究、判断压缩程度到位后，要有杀“回马枪”意识，适当加速发展市场行情转好的产品。许多工业品价格都是反复大起大落，国际石油、金属、农产品等价格经常出现过山车现象，不能只看见一种趋势而错误决策，比如，今年上半年的世界石油价格就是从每桶接近50美元一路下降到26美元左右，然后又回升到超过50美元，许多金属、能源原材料、农产品价格也是大幅波动，在资源性企业普遍生存困难时，世界资源产品价格却大幅反弹，多居历史高位，许多有40%左右的反弹。价格波动经常出现使某些产业出现生死两重天的变化，所以管控产能的措施一定要灵活机动，不能“一根筋”。

(二)“梯度推进和差别化”方式实现工业区域协调

一是积极进行工业区域梯度推进。区域工业协调发展的特点是，任何一个较大的区域，如果没有超强资源，就只有依靠较强的网状工业带动，才有实现较高发展水平的可能。针对湖北区域工业发展实力地区间差异较大现状，必须根据区域发展梯度理论进行工业网格化和点线结合的方式梯度推进，主要是从工业重心选取一定产业向外围、空虚之地推进、渗透。梯度推进规划是：“一主两副”中心城市为一级梯度，要带头将一般性工业（如原材料加工型、初级组装型）不断向下级地区推进，同时聚集一些高新制造、战略制造以及研发型和人才密集型工业，保持服务业在地区和产业占比上具有绝对优势。其它多数地市级城镇为二级梯度，主要承接转移，聚集劳动和资金密集性工业。县域及乡镇地区为三级梯度，注重发展配套型工业、重化工业、生活性工业和初级材料工业，同时注重发展生产性和农业服务业。　　

二是强化区域工业差别化、分工化发展。实现湖北区域工业协调发展要把持好个性化发展，即具备明显的区域工业差别化和分工化。要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特点差异性,实施差别化的工业转型。既要考虑现在的区域产业基础，也要考虑将来的区域发展产业布局，还要考虑潜在的发展优势。具体讲，主要是按照“一元多层次”、“两圈两带一群”、“中三角”等重大区域战略进行工业配套;注重发展策略从“弯道超车”变为“换道超车”时，工业动力要“换档”，传统工业动力要降低，新兴的更加有准度、精度的工业动力要加强；注重根据已经确定的全省主体功能区进行工业配套，搞好工业功能区与农业主产区、生态功能区和综合开发区的共生发展关系。各主要工业区域要注重按自身特色和优势进行发展：“武汉城市圈”要全面领先，重点是重大科技创新型工业领先发展，如重大装备、重大光电信息、重大智能制造和重大文化产业等。“宜荆荆”是湖北最大的新兴工业崛起之地，要坚持工业体系全面并有所偏重的思路，在轻工、能源、生化、航空、航天等产业有所偏重。“襄十随”工业区产业基础较好，产业链比较连贯，要追求深化发展，在交通、农机、食品等重、轻工业上有所偏重。多数发展困难特别是乡村地区的崛起，启动乡村工业化运动是最佳途径。

(三)“减负、创新、平衡”手段实现工业管理战略协调

一是对企业管理战略的重心转移到减负和创新上。一方面，要使管理层对企业的关系坚决从管理转移到服务上，服务重点是为企业减负。当前湖北工业企业的重大压力，或者说不能协调发展的管理性问题，是成本管理不到位、成本过高抑制了良性发展，只有提升“减负”管理战略，才能使企业提档升级。要全面落实省政府今年制定的《湖北省降低企业成本专项行动方案（25条）》，从税费负担、人工成本、资源要素成本、物流成本、融资成本、外贸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等方面，按“能减则减、能降则降、能低则低”的原则，为企业减负，实现企业长久轻装、协调发展。另一方面，政策要不断推动企业管理战略创新，以此促进湖北工业达到新的协调发展。当前要重点推动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战略协调发展，为此必须补充绿色工业短板。

二是对企业实施平衡管理策略。平衡是协调的基础，对策有：以城乡工业平衡为基础，加快城乡工业一体化发展调整步伐，提高县域工业吸引大量农村劳动力能力。以国有和民营工业平衡为重点，对国企要深化与民企同等待遇改革，对民企要重点多给平等和扶持政策，防止民企发展大幅下滑。以平衡好一些关键关系为突破口。当前要注重物资类企业与文化类企业平衡发展关系以及实业与金融业的平衡发展关系。特别要强调，通过长期积累，当今金融业的实力往往明显大于实业的实力，加之金融资本能集中使用，往往能出现比做实业更快、更赚钱现象，但是这也导致由于对金融业管理不好造成对实体经济的重大伤害，如玩金融或者说玩虚拟经济过头造成金融危机。所以我们应该警醒，重点管控好二者的关系，坚持金融为实业服务的原则，促进金融和实业赢利水平平衡的策略。

责任编辑 段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