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英权

我从1955年毕业分配到一汽锻造分厂工作，就和汽车制造结下不解之缘。1964年跟随郭力厂长（调任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调入机械工业部汽车局，参与筹备汽车托拉斯工作。1966年春被抽调去北京市搞“四清”，任北京汽车设备厂“四清”工作队长。

一天下午，部军管会军代表找我谈话，要我参加102地区大三线二汽的建设。汽车局第一批下放人员除我之外还有于国光、梁读洲、关启仁、夏震祥、刘忠国和陈雪琴等，各司局共抽调100多人，并告知几天后出发。

此时，郭力副部长在汽车局食堂劳动，他会木工活，和食堂管理员老燕同志一道，用包装箱木板为汽车局每一个下放干部打造一个木箱，并在箱子的四角包上了铜活，配上了黄铜的锁扣。至今我仍然保存着这只珍贵的木箱。

那时的人们有着强烈的政治热情，加之中苏关系紧张，能参加三线建设，大家都感到在政治上受到了信任。真要走了，远离北京，每个人都有一个小家呀，生活上总有些牵肠挂肚的事情。我家住在南礼士路汽车局大院里，爱人在北京东郊垂杨柳上班，每天上下班要穿过半个北京城。三个孩子，大女儿刚8岁上学，脖子上挂着钥匙，中午在机关食堂吃口饭；二儿子4岁在幼儿园全托，周末才能接回家；小女儿刚出生就直接寄养在苏州的她小姨家里。我感到压在爱人身上的生活负担太沉重了。在我行前的几天里，她下班回来，都在默默地为我收拾行装，从未有过怨言，总是说：“你放心走吧，家里没关系。”我楼上的邻居是八机部张部长，他夫人曲汉特意为我买了两双袜子，嘱咐我劳动要量力而行，并让我放心走吧，她会帮助我爱人照顾家的，让我感动不已。

1966年9月24日，部里用车将我们送到广安门货运站，那里停放着一列货车，车尾挂着两节客车厢，这便是我们奔赴湖北的“专列”。汽车局政治部的马立春大姐带着我的大女儿来送行了，站台上空播放着激奋人心的乐曲，人们三五成群地同送行的亲朋好友话别，互道珍重，气氛凝重。“小李洁快跟爸爸再见呀。”马大姐催促着。女儿眼里流露出惊恐，喃喃地说：“爸爸再见，爸爸再见。”便抱着马大姐的腰静静地看着我，我弯腰对女儿说：“小洁要懂事，听妈妈的话啊！”又同马大姐握了握手，“大姐，家中事就拜托你了。”便急忙上车，放下行李，跑到窗前含泪望着马大姐和女儿……开车的铃声响了，马大姐和女儿后退了几步，列车缓缓地启动了，我挥着手大声地喊着“小洁听话”，声音被淹没在一片“保重”“再见”声中。我看到女儿在马大姐的身旁哭泣，我流泪了。她们的身影随着站台的后退渐渐地在我模糊的视线里缩小不见了。车厢里很静，只有车轮轧轨声咣咣咣咣的愈响愈急，窗外的城市不断地变幻着身影，渐去渐远了。我们就这样踏上了进山的路。

渐渐车厢里的气氛活跃起来，同志们相互交换对未来环境的种种看法。当时人们在心里有很强的吃苦耐劳的准备，但对湖北十堰这个鄂西北大山里的小城镇是个什么模样、102建设地区的现状，却勾勒不出一幅完整的图景。

车行两日到达了武汉。二汽在中南财经大学的校园里设有接待站，我们被安置下来。听山里来人说，十堰生活很艰苦，连酱油都没有卖的，都是用天津产的固体酱油自己勾兑，人们三五成群到火车站附近购买一些生活用品。

次日，转乘火车沿汉丹铁路向山里进发。我们很快到达光化站，这是一个十足的乡村小站，一溜的大房子完成了售票、候车、进出站口的全部功能，房子里放着大长条靠背椅，除了我们这些下放干部，似乎没有别的旅客。这时，山里接待的同志带来了一个七八辆卡车的车队。汽车局的同志分配到车架厂。稍加休整，人们纷纷爬上安排好的卡车，车厢中的行李便是坐垫。由于已做好吃苦的准备，所有这些并没有影响人们的情绪。

在老河口渡口，摆渡过汉江后并没有看到公路，汽车行驶在江滩上，沙丘和河边的小柳树不断从眼前闪过。不久，领队的同志高声告诉大家“老白公路到了”。老白公路起于老河口，止于白河，据说是抗战时期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先生修建的。由于当时还没有襄渝铁路，建厂物资的运输一直是从这条公路运进山里，另外就是从丹江水库装船翻坝，经汉江到郧县上岸，再转运进山。车沿着沙土飞扬的老白公路行驶，我们坐在满是灰尘的车厢里，在颠簸中开始感悟到三线建设的艰苦与将要付出的努力。

我们向山中进军，不时可以看到散落在丘陵起伏田间尽头的村落。过了石花街便进入山区，远远望去，并非如想象那样的满目青山。绵延起伏的山岭上，疏散地长着一些灌木丛，它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自然资源匮乏的山区。沿途所见另一个奇怪印象就是坐落在路边或山旁农民的土房子，既没有烟囱，也没有像北方平房的那种大窗户，只是在山墙墙上留着小小的圆洞，想必那便是空气流通的唯一通道了。进入老营镇便看到了武当山口的玉虚宫，从那残落的古建筑群，我们看到当年辉煌的道教文化的痕迹。山渐渐地高耸，山上的林木也开始密集，显得有些阴森森的。六里坪、白浪也随着迎面扑来的风从耳边渐去。不久，接待的同志告诉我们已经进入102建设地区了。从顾家岗翻过了一个山岗，进入十堰老街，路边有一个粮店，在粮店的白墙上画着一巨幅宣传画，画面是一位头包着毛巾山西农夫装束的人，用双手和双脚撬开了两座大山，他跨站在两山之间，下边奔流过一条大河。标题写着：“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这般气势让我犹如听到了远处开山炮声轰隆作响，预示着人们将在这片大山里上演一场人定胜天的大戏。

车进市区，到处是农田，却少有菜地，除少数几个后方厂在建设外，大部分专业厂还是在图纸上。厂区工地附近的河滩上搭建着几处活动房屋和芦席棚，这便是建设者的家。车一下老白公路，开往车架厂便没有路了，汽车是在河道里颠簸着艰难地行驶。茅根培是革委会负责人，代表厂里欢迎我们的到来，把我们分别安排在老乡家。夜里伴随梦香的狼嚎，工地上没日没夜工作，几十里徒步靠肩挑手推搬运物资……构成了那些年生活的全部。

不久，爱人带着孩子也随我来到了这个贫瘠的山里。舍弃了五个令人羡慕的北京户口，离开繁华北京中的国家部委机关，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祖国的汽车事业，义无反顾地进山了，从此走过了后半生为建设二汽而艰苦奋斗的历程。这其中，包含着多少辛酸和汗水、收获和喜悦！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一个现代化的汽车厂由此而生。这片荒凉的山沟终于变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城市。

我不想尘封这段往事，是为了让新一代的东风人在老一辈创造的历史上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

（作者 曾任二汽锻造厂政治处主任，二汽党校校长，发动机厂党委书记，摘自《武汉文史资料》201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