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自强

1952年夏初，我由政务院大专院校毕业生统一分配委员会直接分配到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后称“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今称“长江委”）测验处水文科（后为“长办水文处”，今为“长江委水文局”）水文资料整编组（后为“长办水文处水文资料审编室”），从事长江流域历年水文资料审查，并编辑出版年鉴等工作。工作期间曾参加荆江分洪工程建设施工期间的技术总结，并亲眼目睹了1954年长江遭遇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水时荆江分洪工程首次运用、三次开闸分洪的情景。

（一）

1950年冬，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主席亲自审阅并批准了长江水利委员会向中央政府报送的《荆江分洪工程计划》。《计划》以“蓄泄兼筹，以泄为主”和“湘鄂并重，江湖两利”的基本原则，以1931年8月5日至25日宜昌——枝江洪峰水位、流量为标准，配合荆江北岸加固荆江大堤，在荆江南岸的上荆江藕池口安乡河以北，太平口虎渡河以东地区，开辟921.34km2的分洪区，以分、蓄荆江上游来水的超量洪峰流量，减轻大洪水对荆江北岸大堤的威胁。

1952年4月5日，荆江分洪工程全面动工兴建。参加工程建设的有军工10万人，民工16万人以及各类技术工人、工程技术人员4万人，总计30万人。1952年6月20日，荆江分洪工程第一期主体工程提前15天胜利建成。从开工到完工仅用了75天的短暂时间，速度之快令中外水利界人士所瞩目。

1952年6月25日，荆江分洪工程总指挥部在湖北沙市通衢路42号荆江大楼（现为水利部长江委荆江水文局驻地，目前该楼已被上级确认为革命文物遗址予以保护，荆江水文局已奉命于2007年迁出该址）发布《公告》宣布：“荆江分洪工程胜利建成！”至此，新中国第一大闸由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自立更生，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并胜利地完成。

1952年冬，荆江分洪工程技术总结会在汉口长春街长委会礼堂召开，长委会主任林一山主持了这次会议。主要议程是：荆江分洪工程建设时期的有关技术方面的总结以利以后工作的开展。会议主要技术讲述人是长委会负责设计和施工的总工程师雷鸿基、何之泰两人。与会单位和人员有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及长委会有关人员和各方面的代表。

我是水文方面的代表，每天早上从鄱阳街景明大楼骑自行车到长春街长委会大礼堂听取荆江分洪工程技术总结报告后回来再上班。会议开了20天。由于分洪工程建设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最初会议气氛比较紧张。会上雷鸿基和何之泰对工程中的问题作了全面检讨，对工程中的责任作了认真的检查。最后林一山主任总结说：“像这样举世瞩目的工程，我国前人没有有关这方面的经验可以借鉴，工作中出点毛病和错误不可避免，其责任不能由一两个主要负责人来负担。”会议紧张的空气顿时缓和下来，大家一致认为林主任的总结发言太好了，最起码的一条是不会处理和处分哪一个人了，问题可能由集体负责了，两个总工程师绷紧的神经很快轻松下来了。会上两位总工表示，在今后工作中一定认真负责地工作，为今后的长江三峡枢纽工程立功，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使世界瞩目的工程更加完善。

1953年春，长委会副主任赵奔荆、会计科长余文藻安排我和他们一起来荆州看荆江分洪工程。之前，我曾向赵主任谈过，什么时候有机会带我到久仰的三国胜地古荆州，看一看东方第一闸荆江分洪工程。初春的江汉大地气温有点低，但从北方来的我并不觉得冷。我们一行三人来到荆州，第一天去看了古老的荆州城市和石板路，城内的所谓大街并不大也不很宽，不像现在宽阔的街道，街上人也不多，市场上还没有沙市热闹，这就是我第一次到荆州的印象。

第二天我们三人到了荆江分洪工程所在地，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大型水利工程，觉得非常雄伟壮观。在这之前，我只在毕业时在黄河大堤上看到过黄河复堤工程，除此就再也没有看到过什么水利工程和遗迹。我暗暗下了决心，今后要用我所学的知识尽自己的努力去建设中国最大的水电工程——长江三峡工程。

（二）

分洪工程自1952年6月主体工程建成后，1953年又完成了荆江大堤的加固工程。从此肩负起保卫荆江两岸安全的重任。1954年，长江流域遭遇了历史上少有的特大洪水，上游洪水来量之大为近百年所罕见，宜昌站年迳流量为5751亿立方米，约占全流域年迳流量的50%左右。当时洞庭湖水系（湘、资、沅、澧四水）相继上涨。1954年8月3日12时，岳阳城陵矶水位高达34.82米，超过历年最高水位（1937年8月20日，33.53米）1.29米，超过1949年最高水位（31.27米）3.55米。

那年夏天，上级派我到沙市和长委会沙市水文站的有关同志到分洪区，进行荆江分洪工程首次运用开闸分洪时施测进洪闸（即北闸）的洪水流量有多少立方米。当时我在老工程师郑慕孝带领下与同事梅万福、临时工陈远仁一起，带着仪器光着双脚，请了一位当地中年人给我们挑着行李渡过沙市长江到对岸的太平口进洪闸，我们的工作是在进洪闸下游的马家咀狭颈临时设立测站，因为马家咀是荆江分洪区的最狭窄地方，洪水通过进洪闸经过马家咀狭颈区向下游流去，这里测流比较理想。郑慕孝工程师负责全面工作，我和梅万福负责测流工作，陈远仁在马家咀对岸临时水尺处做水位观测记录。

当时工作条件差，生活非常艰苦，我们住在一个高大的没有墙壁的旧木房内，每天测完流夜间点上小煤油灯进行流量计算，用的是算盘和计算尺，算完后互校无误，然后电报立即发往北京防汛总指挥部和总理、主席办公室，长委会、水利部、湖北省水利厅以及沿江各关键测站。每天大约在10点钟左右吃点煮熟鱼和饭，因为没有青菜，而且吃鱼是政治任务，第二天再干。就这样日复一日，我们度过了全程防汛期。使我最难忘的是我们测流时所用的民用小船上爬满了蛇和老鼠，它们虽不伤人，但看到却有些怕，时间久了，也成了平淡。开始分洪时分洪区的居民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工作人员没有办法，在分洪开闸前为了江汉平原和长江下游广阔的土地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只好夜间用枪炮向分洪区内的空白地方打并呼喊打敌人的声音，迫使不愿离开分洪区的一部分人按照政府的安排到指定地点去避灾，以利防汛分洪工作的进行。几十天如一日艰苦的测流工作终于完毕，之后又和东海舰队一起在沙市宝塔象鼻矶处，由潜水员沿堤下摸大堤裂口处的水下实况，防汛结束后指挥部发给我一枚18克镀金有编号的奖章。

当年汛期长江上游川江先后出现五次较大洪峰，三次在7月下旬。与此同时，三峡区间和荆江上游支流清江暴雨区又相继降了大到暴雨，由于暴雨面广且强度较大，持续时间又长，荆江河段各站水位均超过历史最高记录，如：枝江站超过0.66米，沙市二郎矶8月7日17时30分水位比历年最高水位44.49米（1949年7月9日）还高0.18米，当时荆江大堤本身存在着大量弱点，抗洪能力较低，一遇洪水浸袭便险象丛生。1954年汛期，荆江大堤先后发生脱坡、浑水漏洞、散浸、清水漏洞、冲刷、翻沙鼓水、跌窝和其他险情总计约2100多处，其中7月21日一天出险300多处。22日沙市水位达43.38米，预报还将继续上涨，荆江防汛总指挥部根据上述情况报请上级指挥机关批准，决定于7月22日凌晨2时20分首次启用新建成的荆江分洪工程进洪闸，以分泄荆江上游的超量来洪量。

当时如不开闸分洪，预计沙市洪峰水位可能超过44.41米，开闸分洪时（7月22日4时），沙市二郎矶水位已高达44. 38米，比预计洪峰水位44. 85米降低了0.47米，到7月27日13时10分进洪闸关闭，此次分洪流量为：4400m³/s。分洪总量达23.5亿立方米，加上分洪区内渍水8.2—10.5亿立方米，分洪区总蓄水量约为33亿立方米。

沙市河段的保证水位为44.49米，而荆江大堤沙市段及其附近的堤顶高程1954年为45.64米，荆江分洪工程如不运用，荆江洪峰水位最高时仅低于荆江大堤堤顶高0.01米。

7月23日以后，上游金沙江、岷江水位再次暴涨，并与嘉陵江、乌江洪水遭遇。洪峰沿途迭加，至7月29日沙市水位上升至44.24米，中央决定第二次启用荆江分洪工程，分洪流量为4000m³/s，分洪总量为17.17亿立方米，分洪区内此时总蓄水量已达47.2亿立方米。如不分洪，沙市水位预计将高达45.03米，分洪后，维持沙市最高水位为44.39米，争取了汛期整险的可能。

在第二次分洪的同时，长江上游地区先后连续降雨，预计沙市水位达45.63米，洪水将漫溢荆江大堤，江汉平原将成为水乡泽国，人民将有灭顶之灾。中央为此指示：8月1日21时40分，沙市水位达44.35米时荆江分洪工程第三次开闸分洪。由于分洪区所余库容仅47亿立方米，难以继续蓄洪，中央又决定开启泄洪闸（即南闸）泄洪，同时扒开虎渡河东大堤及虎渡河西大堤，使分洪区超额洪水进入洞庭湖与虎西备蓄区。同时，黄天湖排水闸也开始泄洪，使进洪与泄洪同时进行，第三次分洪最大分洪流量为7700m³/S．经过这一系列分洪泄洪措施，至8月7日沙市水位仍在44.67米，突破历史最高洪水位，如不分洪，沙市二郎矶洪峰水位预计将达到45.63米，荆江大堤将不堪设想，噩梦将重现在荆沙和江汉平原广大人民面前。

荆江分洪工程三次开闸分泄荆江洪流总量达122.6亿立方米。第三次分洪期间，宜昌8月1日最大流量为66800m³/s．加上清江来洪量最大流量高达71900m³/s，而荆江沙市河段的安全泄洪量仅有50000m³/S左右，荆江分洪工程开闸分洪后，上荆江（枝江至藕池口）沙市河段降为49200m³/s，下荆江（藕池口至湖南岳阳城陵矶）监利河段仅有35000m³/s，从而确保了荆江大堤和武汉市的安全，荆江分洪和三次开闸分洪降低了荆江河槽的洪水位近1米，减少了荆江四口注入洞庭湖的水、沙量，发挥了江湖两利的显著效益和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社会效益。

荆江分洪工程开闸分洪后第一次减少入洞庭湖的水量为7.267亿立方米，第二次分洪减少入湖水量为3.79亿立方米，第三次分洪减少入湖水量为43.158亿立方米，三次共减少入湖水量总计为54.215亿立方米，为减轻洞庭湖区水灾作出了贡献。

荆江分洪工程首次运用、三次开闸分泄荆江洪流，不仅使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区直接受益，而且对九省通衢酌武汉三镇和沿江城乡7500多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广大田野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摘自《武汉文史资料》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