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长江大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公路、铁路两用大桥，素有“万里长江第一桥”的美誉。当时新中国刚建立，百废待兴，武汉长江大桥是第一个大工程，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对大桥从选址、施工到落成的全过程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关怀，激励建桥大军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实现千百年来在长江上“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伟大梦想。

一

1953年2月16日，农历大年初三的夜晚，汉口大智门车站，大雪纷飞。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兼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中南局副书记李雪峰、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一行，急切地等待着毛泽东的专列。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来武汉视察。23时45分，专列抵达车站，李先念等快步上前迎接毛泽东。陪同毛泽东一起来汉的还有杨尚昆、罗瑞卿等。

毛泽东一行下榻在汉口惠济饭店，首先听取中南局、湖北省的工作汇报。2月18日上午9时许，毛泽东一行驱车来到湖北省委所在地武昌阅马场红楼，在李先念等人的陪同下，主席走进省委二楼的会议室，在临街的窗口眺望街景，说：“这楼不错嘛！”省长刘子厚介绍说：“这座楼原是国民党的省党部，解放后我们接收了。”毛泽东风趣地说：“是啊，大军一过江，我们接收了国民党许多大楼，连南京‘总统府’也让我们接管了。接收不容易，管理更难哦！”接着，他话锋一转，“上蛇山怎么走啊？”有熟悉情况的同志回答：“这栋办公楼后面有条小路，可以上蛇山。”“那好，我们这就上蛇山看看！”毛泽东站起身，一口水都没喝就下楼了，在杨尚昆、罗瑞卿、李先念、李雪峰、王任重等的陪同下，直奔蛇山而去。

蛇山是位于长江南岸边的一座小山，绵亘蜿蜒，形如伏蛇，与汉阳龟山隔江相望。屹立于蛇山上的黄鹤楼为“江南四大名楼”之一。这次毛泽东急着上蛇山，可不是为了观风景，而是为了他心中牵挂着的一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武汉长江大桥。

长江是连接东西的黄金水道，但也是阻隔南北交通的一道天堑。由于没有一座横跨长江两岸的大桥，南北交通线路不能形成一个整体。所有南来北往的人流物流都要经过轮渡或木船转运，一列铁路货车车厢经轮渡过江，需5个多小时，费工费时，加大了运输成本。若碰上大风大雾天气，轮船、木船还会被迫停航。建造武汉长江大桥，沟通南北运输，把武汉的汉口、汉阳、武昌三镇连成一体，是中国人特别是武汉人的热切愿望。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63岁的桥梁专家李文骥联合茅以升等一批桥梁专家，向中央递交了《筹建武汉纪念桥建议书》，建议建造武汉长江大桥，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纪念建筑。

其实，建造武汉长江大桥的提议，并非始自李文骥。历史上，1913年、1929年、1935年、1946年，曾先后4次提出过建造武汉长江大桥的规划，李文骥也4次参加了大桥的规划，然而这4次规划最终都不了了之。当时有民谣：“黄河水，长江桥；治不好，修不了。”表达了人们对这种结果无奈的心态。

李文骥等的建议书受到中央高度重视，规划建设武汉长江大桥很快被提上新中国建设的重要日程。这年9月，毛泽东在北平主持召开了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会议通过了建造武汉长江大桥的议案，将改写万里长江无桥的历史。是年末，中央人民政府电邀李文骥、茅以升等桥梁专家赴京，共商建桥事宜。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铁道部成立了大桥专家组，委任茅以升为专家组组长兼总设计师，派遣大批工程技术人员赴汉勘测、钻探，进行初步设计。他们根据多次实地勘测、钻探的结果，结合前4次建桥规划留下的资料，先后作了8个桥址线方案，逐一进行缜密研究，就桥梁选址、规模、桥式、材质、施工方法等问题，组织全国桥梁专家和相关单位进行了3次大的讨论，初步形成了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址采用龟山、蛇山线的方案。

新中国成立伊始，建造一座旧中国喊了几十年都没有建造的武汉长江大桥，自然成为毛泽东心中的一件大事。当他得悉大桥选址龟山、蛇山线之后，决定亲自上蛇山实地踏勘桥址。

雪霁初晴，毛泽东一行沿盘山小道，登上了蛇山制高点黄鹤楼。大江，武汉三镇，京汉、粤汉铁路尽收眼底。1927年春，在大革命最危急的时候，他曾上过黄鹤楼，写下了著名词作《菩萨蛮·黄鹤楼》：“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词中“沉沉一线穿南北”指的就是被“龟蛇锁大江”拦腰隔断的京汉、粤汉铁路。

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向毛泽东汇报铁道部将大桥桥址选择龟山、蛇山线的考虑：武汉长江江面龟、蛇二山之间两岸距离最短，可缩短大桥的长度；利用龟蛇二山作天然桥头堡基础，扎实可靠，比在平地建桥大幅度节省造价和工期；两山间的长江底基本上都是坚固的岩石，有利于固定桥墩；利用两岸的山势增加大桥的净空高度，便于大吨位船舶航行通过。

毛泽东仔细倾听介绍，俯瞰大桥桥址线，频频点头，对铁道部的桥址方案表示赞许。从黄鹤楼下来，路旁有位卖炸臭豆腐的老人，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他做这个生意一天能挣多少钱。老人说，那不一定，有的时候多些，有的时候少些。聊了几句，随行人员请主席上路。路上遇到两个小学生，一个小学生认出他来，高兴得喊起来：“毛主席来了！”正月初五，游人如织，人们—下子围过来，簇拥在他身边。罗瑞卿、李先念以及警卫人员一起手拉手，组成一个圆圈，保护毛泽东下了山。在江边上了渡船，毛泽东不无感慨地说：“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

二

在毛泽东的关怀和重视下，武汉长江大桥的规划建设加快了步伐。1953年4月1日，经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铁道部正式成立武汉大桥工程局，调志愿军铁道兵团第三副司令员兼总工程师彭敏担任局长，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兼任政治委员。

1953年7月，彭敏率中国铁道部代表团，带着大桥的全部设计图纸和技术资料，专程赴莫斯科请苏联专家帮助进行技术鉴定。临行前，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向彭敏交代：“文件请苏方鉴定是为了慎重。长江大桥是中国第一个大工程，绝不能出差错。”苏方派出了25位桥梁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讨论鉴定会持续了两个多月，对中方的方案进行了反复研究、完善。应中方邀请，还派遣以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西林为组长的28位桥梁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前来武汉，提供技术指导，支援长江大桥的建设。

1954年1月，政务院第203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议》。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努力修好武汉长江大桥》，号召全国人民支援大桥建设。至此，建造武汉长江大桥的序幕正式拉开。

1955年9月1日，武汉长江大桥工程作为国家“一五”计划重点工程正式开工建设。毛泽东时刻关注着大桥工程的施工进度。12月31日，由大桥工程局设计建造的武汉长江大桥重要配套工程——江汉桥试通车。湖北省、武汉市和大桥工程局的领导都非常希望毛泽东能为该桥题字，他欣然挥笔写下三个苍劲的大字“江汉桥”。

1956年5月29日，长江大桥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之中，彭敏接到通知，毛泽东将到武昌，要视察长江大桥建设工程，并听取情况汇报。5月31日，毛泽东乘飞机从长沙飞往武汉，当飞临武汉长江上空时，他凭窗俯瞰长江，很多桥墩已经露出水面，他激动地连连说：“好看，好看！”

飞机降落在王家墩机场，王任重、彭敏等在舷梯旁迎接。毛泽东当即提了两个要求：一要看大桥工程，二要到长江游泳。彭敏连忙请示：“看大桥工程，您是在水上看，还是在岸上看？”毛泽东果断地一挥手：“水上看！”

是日，阳光灿烂，天气格外晴朗，长江江面波涛汹涌。毛泽东兴致勃勃地登上“武康”轮，与船长、工友们一一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随即，“武康”轮溯江而上，经汉阳晴川阁在龟蛇两山间的江面上航行。此时，8个江心墩全面展开施工，在滚滚长江上，一座座矗立于江中的巨大桥墩交织出一幅雄伟壮观的画面，大桥钢梁也开始从龟山岸向江中延伸。“武康”轮在大桥二、三号桥墩和三、四号桥墩间穿行，毛泽东伫立在驾驶台上，向正在施工的工人们频频招手致意。他一边巡视水上、岸上的施工现场，一边详细询问大桥的施工设备、施工顺序、操作技术等，甚至连混凝土多长时间凝固之类的细节都问到了。视察完建桥工地，进入船舱，毛泽东又聊天式地询问起彭敏的经历。彭敏简要作答。毛泽东鼓励他说：“建设和打仗不一样，要从头学起；但也和打仗一样，在战争中学会打仗。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好好学！”

彭敏说：“这么多年在长江上建桥都没有建成，说明它很难。逼着我们想新方法来克服它。”

毛泽东点点头说：“困难往往使你能产生新的方法嘛！”

在正式汇报时，彭敏把书面材料交给毛泽东，然后就大桥建设总体情况作了介绍。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发问：“为什么铁路1957年10月通车，公路要到年底啊？”彭敏回答：“铁路在下层，钢梁架完后，铺好轨即可通车；公路在上层，钢梁架设后，还需要一段时间铺路面。”

彭敏重点汇报了中苏桥梁专家和技术人员的情况，大桥局不仅聘请了以西林为首的苏联专家组，还成立了以茅以升为首的顾问委员会，组成了庞大的技术团队。毛泽东要求我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苏联专家配合好，虚心向他们学习，一是要建成大桥，二是要学会技术。

毛泽东连连称赞“建成学会”好，嘱咐要把它作为建桥工作的方针来坚持。他又关切地询问参加过修建钱塘江大桥的老工程师的情况，“除了茅以升，现在还有谁呀？”彭敏回答：“还有罗英。”毛泽东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个名字。

接着，毛泽东又听取了关于运用大型管柱钻孔法施工的情况介绍。

管柱钻孔法是苏联专家西林从苏联带来的新技术，在当时属世界首创，即使在苏联也未使用过。用这项新技术可把施工从水下转移到水上，不仅保障了施工人员的安全，而且大大提高了施工效率，还能显著降低工程造价。

在滕代远和茅以升的支持下，彭敏决定对管柱钻孔法先作试验，成功后再用于施工。1955年2月，在汉阳莲花湖畔进行管柱钻孔法试验并获成功。对此苏方也高度重视，部长会议派一架飞机，专程送苏联的一批桥梁专家到武汉观摩。

运用管柱钻孔法，需要大吨位震动打桩机，从苏联引进了几台30吨震动打桩机，但武汉大桥钻孔桩需要90吨的。想尽办法也没能突破这个难关。毛泽东知道后，指示调集全国相关技术力量与大桥局联合攻关，终于成功研制出BⅡ3至BⅡ5等系列的震动打桩机，突破了大型混凝土管柱穿过覆盖层下沉到岩层的难关，使新施工法迅速在施工中全面推开，不仅使大桥提前一年零三个月建成通车，还揭开了桥梁建筑史上崭新的一页。

毛泽东高兴地说：“管柱钻孔法，本是苏联工程师发明的，可他们不敢用，我们用了，证明了是成功的！”说到我国自主研制震动打桩机，毛泽东感慨道：“是啊，不能说苏联没有的我们就—定做不出来。个别的东西，我们也是可以创造出来的。长江大桥这三四年的建设，就是世界水平！”

毛泽东又关切地询问：“潜水工如何在水里沉下去？水里怎样进行烧割和电焊。”彭敏详细地作了回答。

对岩石和水下混凝土的抗压强度，毛泽东也问得很详细。彭敏作具体解答：假定冲刷为百分之一百，就是假定把河床的覆盖层全部冲掉，事实上不会全冲掉。毛泽东说：“这样就是更保险些，更坚固些。”

大桥建设还采用了钢梁悬臂架设技术。彭敏用通俗的语言向毛泽东介绍全伸臂安装法：“半根筷子悬在桌子外面不会掉，是因为桌子上面那半根筷子用它的重量平衡了它。我们拼装钢梁就运用了这一原理，叫做悬臂法，先在桥头架好平衡梁，然后悬空地架出去。”

对书面材料中“管柱钻孔新方法从社会意义上说是社会主义的劳动方法”的提法，毛泽东说是错误的：“假若美国采用了这种方法，也是社会主义劳动方法？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了30年还未采用这个方法？劳动方法从历史上看，石器时代是使用石头，资本主义使用机器。在劳动方法上已大进了一步。在劳动方法上，资本主义国家至少比我们的劳动方法还进步。从社会制度上说，我们是社会主义。而劳动方法只有科学不科学，不好分哪些方法是资本主义，哪些是社会主义。”

在汇报快要结束的时候，毛泽东问彭敏：“长江上还要修哪几座桥？”彭敏回答：“第二、三个五年计划草案里，有重庆长江大桥、芜湖长江大桥。”毛泽东说：“将来长江上修上二十座、三十座桥，黄河上修上几十座，到处都能走。”

中午，毛泽东在船上用餐。“武康”轮是艘轮渡，没有做饭的厨房，东湖宾馆名厨师杨纯清用汽油桶改造的煤炉为毛泽东做了午餐，四菜一汤，主菜是清蒸武昌鱼。这一餐，毛泽东喝一小杯茅台酒，吃了一小碗米饭，武昌鱼全吃光。

下午2时许，毛泽东沿着船舷的扶梯从容跃入水中。江流中他如鱼得水，游得轻松自如，时而侧游、时而仰泳。每当浪峰打来，便侧身迎浪；每当浪层退去，就顺势而下。他游了两小时零四分钟，一直游到汉口谌家矶江面才上船，游程近14公里。有人问毛泽东累不累，他一脸轻松地回答：“给我个馒头吃，还可以游两小时。”

当晚毛泽东诗兴大发，写下了气势磅礴的《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词作中“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所指的就是建设中的武汉长江大桥。在毛泽东已公开发表的诗词中，唯一吟诵过的现代建筑只有武汉长江大桥。“一桥飞架南北”，跨越龟蛇二山的长江大桥即将横空出世，“天堑变通途”，再无“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的沉重，只有“当惊世界殊”的豪迈。

三

1957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36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建桥大军把最后一根钢梁平稳地安装在大桥合龙处，完成了最后一个“米”字。在一穷二白的艰苦年代，中国能够建成如此雄伟的大桥，靠的是党中央的坚强领导，靠的是社会主义大协作的精神。

武汉长江大桥全长1670米，正桥长1156米。江中8墩9孔，每孔跨度128米。大桥上层是公路，桥面宽22.5米，行车道相当于现在的双向4车道；下层为双线铁路桥，可同时穿行两列火车；桥下与水面净高可通航万吨巨轮。该桥在长江之上、龟蛇两山之间，矗立起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座不朽丰碑。

9月6日傍晚，武汉大桥工程局的负责人，都聚集在汉阳桥头。他们在等待着毛泽东的到来。此时工人已经下班，大桥上显得十分宁静。

6点多钟，毛泽东乘坐的小汽车从汉口方向直接开到长江大桥的汉阳桥头。在王任重等的陪同下，毛泽东和大家一一握手，然后健步行走在大桥的公路桥上，向武昌方向走去。大桥工程局副局长杨在田、政治部主任杜景云紧紧跟随在他左右。

毛泽东详细地向杨在田询问建设大桥用了多少钢，花了多少钱。杨在田一一作答：“一共用了5万吨钢，一亿三千万元钱。”毛泽东说：“不算多。”

毛泽东又问杨在田：“建桥工人最多的时候有多少？”

“有13000人。”

“技术人员有多少？”

“300多人。”

“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来了多少苏联专家？”

“28人。”

“有苏联专家在这里可以修这样的桥，现在如果没有苏联专家可以修了吗？”毛泽东关切地询问。

“可以修了。”杨在田回答。

“可以修了吗？”毛泽东又重复问一句。

“能修，能修。我们技术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杨在田信心十足地说。

自打1956年5月毛泽东视察大桥工地，肯定大桥局党委的思路，提出了“建成学会”的方针后，极大地激发了建桥大军向苏联专家虚心学习建桥技术的积极性。“坚持执行建成学会方针”的标语牌醒目地悬挂在工地大门上方，成为建桥大军的共同理念和行动。当时有个职工家生了一对双胞胎，一个就取名“建成”，一个则取名叫“学会”。广大员工把建桥的过程，当作向苏联专家学习的过程，也是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精神的过程，真正实现了“建成学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支技术成熟、作风过硬、勇于创新的桥梁建设人才队伍。

走到大桥中段，毛泽东停在涂着灰、黑、天蓝三种不同颜色的栏杆旁，问：“怎么漆三种不同颜色呀？”

杜景云回答说：“我们想让武汉三镇人民来挑选，看漆哪种颜色好些。”

毛泽东笑了，赞道：“好啊，你们搞建设还不忘走群众路线啰！”他又转过身问王任重，“你是湖北的负责人，你看漆什么颜色好？”王任重说：“我还没想好呢！”

杨在田乘机请示：“请问主席，您说哪一种颜色比较好？”

毛泽东不语，用手指了指无垠的蓝天，又指了指奔腾的江水。大家明白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大桥栏杆的色彩应当使蓝天和江水结合起来。后来，武汉长江大桥的主体色调，如钢梁、栏杆等都采用了天水颜色相和谐的银灰色。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继续往前走，一会儿面向下游，眺望武汉三镇；一会儿又面向上游，指着江中问道：“鹦鹉洲不是在江中间吗？”

王任重回答说：“鹦鹉洲从前是在江中间，后由于泥沙淤积，已和汉阳连成一体，现在汉阳江边就叫鹦鹉洲了。”

“啊，那就看不到鹦鹉洲了！”毛泽东的话里明显流露出失落感，又问，“那黄鹤楼呢？”

王任重说：“为了修建长江大桥，黄鹤楼已经拆了。现在正计划重修。”

毛泽东点点头说：“应该重修，这是历史古迹。”可惜黄鹤楼重修工程一直到1981年10月才开工，1985年6月落成。不过重修的黄鹤楼高大雄伟，拆掉的黄鹤楼不能与之同日而语了。

人们陪着毛泽东继续朝武昌桥头走着，这时夜幕已经降临，武汉三镇闪烁着初上的灯火。毛泽东走到下游的栏杆边，眺望着北岸的汉口，无比兴奋地说：“好啊，灯火辉煌，灯火辉煌！”

从汉阳走到武昌，毛泽东已经是一身汗了，但参观大桥的兴致还很高，到了武昌桥头，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以往过长江是坐船过，今天是走着过，我们创造了历史！”

走近桥头堡的凉亭处，毛泽东问：“从这里可以下去吗？”“楼梯上的电灯还没有安装好。”大家考虑毛泽东已经累了，就劝他在这里停—下。他不无遗憾地说：“啊，这次不下去了，以后再说吧！”

这时，杨在田将一本《武汉长江大桥工程》的图册送给毛泽东，并说：“这本书里有一封信，是大桥局全体职工写给主席的。”毛泽东点了点头，接过书与王任重、杨在田一起翻阅起来。

随后，杨在田又拿出笔和纸请毛泽东题词，毛泽东认真地说：“这可要好好想想。”然后和大家一一握手，登车离开了长江大桥。几天后，他派人给杨在田送去题词，上书：“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1957年10月15日，也就是毛泽东视察大桥后的一个月，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伟大的理想实现了》，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喜悦心情。那一年出生的孩子，起名汉桥、建桥的比比皆是。

上午10点通车典礼正式开始，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部、省、市领导及大桥局局长彭敏、专家组组长西林分别致辞后，列车由汉阳岸缓缓驶进大桥，观礼的人们纷纷将手中的花朵和纸屑抛向车厢。半小时后，李富春又来到武昌岸桥面为公路通车剪彩，几百辆大小汽车组成的车队蔚为壮观，桥上桥下人头攒动，一片欢乐的海洋。

武汉长江大桥像一道飞架的彩虹，在长江天堑上铺成了一条坦途。打通了京汉、粤汉铁路，连接成京广铁路，结束了南北交通被长江阻隔的历史，一列火车越过长江只需短短的几分钟。武汉三镇被连为一体，九省通衢，成为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通车头5年，通过的运输量就达到8000多万吨，缩短火车运输时间约2400万车小时，节约的货运费用超过了整个大桥的工程造价。

1958年9月11日，毛泽东再一次来到武汉长江大桥，欣喜地观赏了车水马龙的雄伟桥梁。然后从武昌桥头下去，再次畅游长江。此后，毛泽东来武汉，一大爱好始终不变，就是畅游长江。他选择的游泳水域基本在长江大桥附近，可见他与武汉长江大桥有着深深的情结。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以73岁的高龄再次畅游长江，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畅游长江。在他向广大群众挥手致意的照片上，依然映有武汉长江大桥的雄姿。

60多年过去，风雨沧桑，虽受到巨轮多次碰撞和特大洪水冲击，如今万里长江第一桥依旧巍然屹立，和谐地横卧龟山、蛇山之间，俨然成为了大自然的一部分。

建设武汉长江大桥拉开了中国现代化桥梁建设的序幕。一支“建成学会”的建桥大军，撒向全国，不断发展壮大，他们一代一代地接力奋斗，在长江干流上已建成了近100座跨江大桥，仅武汉一地就有11座，早已超出毛泽东当年提出的“在长江上修上20座、30座桥”的愿景！

（摘自《档案春秋》2019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