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丁玲在延安最美好的一段岁月

关于丁玲到延安后的工作，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建议，“找一所适宜的房屋，静心从事写作”，“这里文学题材是太多了，只是没有人写”。大家都期待她以艰苦卓绝的红军斗争为题材，写一部伟大的作品。但是丁玲的“红军瘾”还没有过足，“因为她在前线上时，红军并没发生猛烈的战争，一般的说是在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休战状态中，所以她没有能看到红军的血的斗争生活”。她去找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毛泽东给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写信，派丁玲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并告诉丁玲：你开始做工作，先是要认识人，一个一个去认识，把团里主要的人名记住，并且要了解他们。

丁玲分管政治训练和文化教育，早晚给战士们讲课，夜晚伏在一只木板搭成的小桌上写作。

警卫团都是小伙子，只有她一个女同志，丁玲干得很累，却没干好，后来回忆说：“干部、战士也不来找我，我也解决不了多少问题。团部没有我的办公室，我就天天坐在我那个小房间里，没有事就翻书。”“我到战士那里去，战士都站起来欢迎我坐。坐定以后，他们也不知道该跟我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跟他们该说什么，……我们过去的生活隔得太远了，他们大多是农民家里出生的小娃娃来参军的。”晚上她和团长、政委、副主任四个人听几个连的汇报，她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尽是鸡毛蒜皮的：这里缺一个理发师；那里有一个战士的老婆来了，要找一间房子住；那里又要毛驴，去拖柴禾……”丁玲插不上嘴，就在一旁打瞌睡。有时他们三个人有说有笑，丁玲一进去，谁都不做声了。丁玲始终无法融入指战员中间，仿佛是个多余的人，感到“太难了”，“只好辞职吧，我自己要求免职，回去搞文协工作去。”“毛主席也说，我看你呀，还是习惯和知识分子一起，他们喜欢你，你也喜欢他们，你们处得很好。当战士嘛，和你还有距离，你们还不能打成一片。”她干了一个月就请求调离，写了《警卫团生活一斑》，作为那段生活的纪念。

此后她专门从事文艺协会工作。

朱正明说：“延安物质条件比保安好些，因此中国文协想让文艺附刊独立出版，丁玲等与《新中华报》数度洽谈，取得协议，就将文艺附刊改为单行本出版，并定名为《苏区文艺》，仍由徐梦秋编辑”，“但丁玲实际上起着主持和领导的作用，因为她经常来文协领导和讨论研究工作，稿件也经过她过目和通过的”。1937年2月3日《新中华副刊》第六期刊登启事称，副刊“自下期起改作《苏区文艺》，用本子式并定为周刊，字数亦略加多”。单本的《苏区文艺》虽然仍是油印，但有王亦民设计的封面，相比《新中华副刊》不仅美观，而且提供了更多发表作品的阵地。丁玲还准备出一本由她主编的《中国文艺协会月刊》，写了一篇《苏区的二月》预定在创刊号上发表，却因为纸张印刷等无法解决的困难流产了。

《新中华副刊》，《苏区文艺》，几百个文协会员，文艺小组，这些就是延安文协的主要工作。文协主要成员只有丁玲、徐梦秋、王亦明、朱正明等几个人。

这期间，丁玲主持文艺协会召开过两次座谈会，讨论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中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到会有七八十人，坐满了一个教室。朱正明作了一个报告，他主张“国防文学”的口号，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太狭窄。吴奚如和白丁则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丁玲在1983年10月28日向陕西省社科院同志介绍延安文艺情况时说：“我是不想开那个会的，因为我对这两个口号没有研究，我当时也不在上海，我又不是搞理论的，我也不想在这里做个总结，做个结论。但他们有意见，那么就开。吴奚如和白丁因为他们在上海是大众文学这一派的，李应生（按即朱正明）在上海是个小联络员，不是大联络员，他比较年轻，又没有写过什么文章，他是‘国防文学’派的。”

丁玲写了《文艺在苏区》，载于5月11日出版的《解放》周刊，详尽介绍了陕北苏区的文艺工作。她认为在苏区，“虽说无处不在创造着伟大的文学素材，然而优秀的杰作却不多见”，但是苏区文艺最大的特点“就是大众化，普遍化，深入群众，虽不高超，却为大众所喜爱”，这表现在红军部队里各种报纸和墙报上，表现在各机关、群众团体的小报及列宁室的墙报上，有油印也有铅印的，“这里都挤满着很多有趣味的短篇和诗歌，使用文学上描写的手法，画出了红军部队活生生的生活”。其次“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征文”。第三个表现是“对文艺的兴趣提高了，文艺的书籍有人抢着阅读，而且成立了文艺协会。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出席了成立大会，在延安的会员就有几百。油印的刊物（纯文艺的）总是供不应求，每日都可以接到索阅的函件。作为撰稿者的前方指战员，或者村落上剧团团员寄来的稿件，塞破了编辑者的皮包，琳琅满目，想不到的一些材料都被使用着了”。虽然苏区文艺水平比较低，但作者在文末反问：“这难道不是令人满意的情况吗？”……

1937年上半年，是丁玲在延安八九年里最轻松消闲的一段。那时延安人少，知识分子更少，生活简单，关系也简单。在为数不多的文化人里，丁玲与吴奚如、朱慧夫妇有了较多来往。吴奚如，湖北人，革命资历比丁玲老，在黄埔军校就加入了中共，北伐战争中任叶挺独立团政治处副主任，1932年到上海，参加左联，发表过小说，不久调入中央特科，来延安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做政治教员。他与胡风、雪峰关系较好，便很自然与丁玲谈到一起了。后来吴奚如夫妇和丁玲都搬到抗大教职员工的院子，做了邻居，丁玲那间住屋很大，还放着一口原来房主准备的空棺材。

有时她也到凤凰山下去看史沫特莱。史沫特莱穿一身红军战士的灰布制服，工作很紧张，生活很简单，她不习惯睡炕，在炕上支了一张帆布行军床。她送给丁玲一只捕鼠夹，告诉她：“我已经托人把西安市场上的全部捕鼠夹都买来了，我还给斯诺写信，请他把北平能够买到的捕鼠夹也给我运过来！”因为延安老鼠很多，鼠疫是非常可怕的。

史沫特莱从早到晚都在谈话、采访、打字、建立鲁迅图书馆的外文部、写信敦促一些外国记者访问延安，乃至参加卫生活动和灭杀老鼠，她说她有10种以上的工作要做。丁玲坐一会，说几句话，就告辞了，她想：“悠闲跟史沫特莱无缘！”她把这种感觉跟毛泽东谈了，说自己常常喜欢闲谈，冥想太多，写得太少。

5月，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来到延安，她的笔名是尼姆•威尔斯。丁玲是她重点采访的对象之一，在5月里长谈四次。海伦年轻漂亮，来延安之前就研究过丁玲的作品，在斯诺编辑翻译的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中写了一篇文章，多次提到丁玲，说她和茅盾是左翼“新写实运动突然崛起的领导人”。1939年海伦出版了《红色中国内幕》，后来被译为《续西行漫记》，其中专门写了一节《丁玲——她的武器是艺术》。1949年与斯诺离异。

来源：凤凰网

（见习编辑 夏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