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只要把公车改革进行到底，我们收获的不仅仅是财政经费的压缩，还会产生深远的政治意义、生态意义、健康意义。

以前，同事出差回来，总是对我说：叶局，你很有名啊！我们去某地出差，别人一听说我们是湖北省统计局的，就说你们的副局长叶青提车改很有名啊！我听后只是一笑了之。最近，几位湖北籍的外省企业家对我说的话，让我无语。一位湖北籍的深圳企业家说：我到云南几个县谈业务，有的县委书记听说我是湖北的，就说你们湖北有一个叶青，提什么车改，把我们的车都改掉了。此时，企业家一般就不说与叶青认识，免得尴尬。  

早些年，一位亲戚在厦门与几个熟人生人吃饭。有几位是第一次见面。一听说这位亲戚来自湖北，立马开骂：你们湖北有一个叶青，简直是神经病，提什么车改。在场的朋友也就不好挑明这位亲戚与我的关系。  

我记得很清楚，在央视《对话》、《首席夜话》我作为嘉宾专门讨论公车改革问题，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湖南卫视《岳麓实践论》、上海电视台《海上夜谈》节目中，争论还是很激烈的。在外出调研的中巴车上，我曾经坐在引擎盖上与车上的人争辩。有时几个副厅级围在我身边讨论车改问题。我时常有舌战群儒的感觉。  

看来车改让不少人讨厌。但为了车改得罪人我不遗憾。宋小宝有一句名言：讨厌我的人多了，你算老几？我也可以说：我得罪的人多了，你算老几？我得罪的人以百万计，所以，顺其自然吧。  

4月1日以来，武汉车改、上海车改、浙江车改……最近，“车改”二字成为热词。4月1日，上海的一所大学，一位老师给研究生上课，老师说：今天，上海公车改革启动，上午开会了。你们知道公车改革吗？学生们一脸茫然。老师继续说：公车改革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一个教授提出来的。他是学财政学的。他知道中国公车一年要花多少钱。很好啊！学生们窃窃私语：今天愚人节，什么新闻都有。当天，浙江省林业厅巡视员吴鸿早早起床了，他要赶公交车上班。作为一名正厅级官员，吴鸿原本是有专车接送的。但是从4月1日起，他要自己想办法解决交通问题了。吴鸿在路上花了1个小时，因为没有座位，他站了一路，“绿色出行，这样挺好的。”   古代男人爱骑马，当代男人爱开车。如果喜欢车，就自己买一辆，开开心心地开，光明正大地开，不要偷偷摸摸地公车私用。  

当开车成为一种职业时，自己开车就是一种巨大的节约。中国的行政经费中应该剔除越来越大的交通经费。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官员上下班是司机接送，这辆车就会四次占用路面，如果自己开车上下班，只占用两次路面。其实这个账大家都会算，只是不愿意去算而已。一个人成为一名称职的司机，也是一种自豪。  

从小到大，有不少与车有关的故事。小时候，用三个轴承，加上木板、木棍等，可以做成一个小三轮，从高坡上滑下来，很是惬意。有两个轴承，可以做成一辆自己蹬着跑的自行车。上小学时，最开心的就是借大人的自行车，在夜间无人的街道上学习骑车。直到读硕士时我还没有自己的自行车，总是老着脸找武汉的同学借。1983年，一位大学同学分配到武汉市计委，很高兴地告诉我们，单位发了一部自行车。  

我是用硕士毕业后留校的第一个月的工资买的第一辆自行车：武汉永光牌，不是上海永久牌。   1995年用上了第一辆助动车，就是一种小排量（50CC）的摩托车。1997年买了一部125CC的大阳太子125。直到2001年1月才买了第一辆私家车：近5万元的夏利。在当时的中南财大，大概是老师买的第五辆私车。也曾经被人调侃：没钱就别买，买什么夏利车？但根据自己的能力决定消费，是我的生活习惯，也就释然。我觉得，自己开车上下班，听中国之声，是一种享受。即使堵车，也当是听新闻联播了。一般来说，上班早点出发，半个小时到办公室，下班必堵，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听中国之声，收获不会少。  

更重要的是，官员走出办公室就是平民一个，一样地挤地铁、挤公交，会培育一种爱民之心。有人曾报怨：“从来不坐公交车的人却在制定公交车规划、价格。”现在，这句话要改变了。   只要把公车改革进行到底，我们收获的不仅仅是财政经费的压缩，还会产生深远的政治意义、生态意义、健康意义。遇到堵车时，不会心痛的往往是公车，车改之后，公车减少了，余下的公车也会被严格管理，实际有效使用的车辆会减少。官员多挤公交车，无疑是平民意识的回归，以民为本的官员素质才能够真正建立起来。官员多走路，才会有健康的身体。  

爱车就买车，但还是建议多走路，最好是“3510”，即3公里左右走路，5公里左右骑车，10公里左右开车或者坐地铁。  

（作者叶青为湖北省政协常委、省统计局副局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