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五月，蕲春的乡间，风是暖的，带着艾蒿浓烈而清苦的气息。田埂上，河岸边，一丛丛艾草长得正旺，叶片背面泛着银白，像被月光浸过。老乡们挥镰收割，动作麻利，他们要赶在端午之前，将这些“地之阳”收回家中，悬于门楣。这场景，与一千五百多年前南朝宗懔在《荆楚岁时记》里写下的那句“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几乎严丝合缝地重叠在一起。时间仿佛在这里打了个盹儿，一些古老的信奉与智慧，就这么不动声色地沉淀在泥土里，随着草木一岁一枯荣，流淌至今。

采艾只是序曲。端午的另一个主角——菖蒲，也在这时节从水泽中抽出笔挺的、剑一般的叶片。在古人眼里，艾是旌旗，蒲是利剑，二者并悬，便是抵御邪祟的铜墙铁壁。清代苏州人顾禄在其《清嘉录》中记载：“截蒲为剑，割蓬作鞭，副以桃梗、蒜头，悬于床户，皆以却鬼。”读来有一种戏剧性的威严。我总觉得，这并非单纯的巫术迷信，更像是一种朴素的环境净化仪轨。若说“鬼”是疾病的代称，那这些散发着浓烈挥发性气味的植物，便是先民们能把握的、最直接的“消毒剂”。这与其说是对鬼神的畏惧，不如说是对自然之力的洞察与巧妙借用。

如果说悬艾与挂蒲是家园的静态防御，那么龙舟竞渡，便是五月防疫斗争中最具声势的主动出击。

竞渡，祭屈子，这早已成为民族的文化基因。然而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中考证，端午的起源或可追溯至古代吴越民族祭祀图腾“龙”的节日。先民断发纹身以像龙子，竞渡便是模拟龙的形态，以求得庇佑。龙，司水，而水在五月泛滥，带来疫病与灾祸。人们以盛大的仪式娱神、媚神，祈求江河安澜，瘟神远遁。

这种将禳灾寄于竞渡的仪式，在后世愈发繁琐。明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中描绘“金山竞渡”，其原文是：“金山上，人团簇，隔江望之，蚁附蜂屯，蠢蠢欲动。”那是一幅令人屏息的画面——江岸上黑压压的人群，隔着江面望去，如同蚂蚁附着、蜂群聚集，蠢蠢然将要发动。那是一种集体的狂欢，更是一种集体的心理疗愈。当数十支桡桨划破水面，激起的不仅是水花，还有万众一心的呐喊。鼓声震天，仿佛能惊退潜伏在潮湿空气里的病魔；百舸争流，似乎能将一年累积的郁结与不祥，都狠狠地甩在身后。这便是身体力行的“逐疫”，让生命在水与汗的交融中，完成一次酣畅淋漓的吐故纳新。

端午的饮食，自然也离不开这场人与时令的博弈。粽子，无疑是当仁不让的主角。晋人周处在《风土记》里记载：“仲夏端五，烹鹜食角黍。”角黍便是粽子的原型，以菰叶裹黍米，取阴阳包裹之象，是祭祀祖先、调和时令的供品。而真正将粽子与屈原祭江牢牢绑定并流传后世的，是南朝梁代的两部重要著作——吴均的《续齐谐记》与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其中《续齐谐记》讲述了一个充满人情味的故事：长沙人欧回，白日见三闾大夫屈原，言其所祭之物常为水中蛟龙所窃，若“以楝树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蛟龙便会忌惮退避。于是，粽子从人间的餐桌，延伸到了神话的水底，成为一种跨越生死的信物与守护。

而那份守护，同样包裹在草木之中。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今俗五月五日，以为节物相馈送。或言为祭屈原，作此投江，以饲蛟龙也。”馈赠的不仅仅是食物，更是包裹在箬叶、芦苇叶里的一份清凉解毒的善意。箬叶清热，糯米补中，一枚小小的粽子，是药食同源最温情的注脚。

与粽子同样重要的，是那一杯雄黄酒。“饮了雄黄酒，百病都远走。”《清嘉录》中便记载了市人以雄黄、芷、术为末，入酒饮用的风俗。大人还会蘸着雄黄酒，在孩子的额头上写一个威风凛凛的“王”字，希冀借百兽之王的气魄，镇住一切不洁之物。这让我想起一个著名的传说。到了明代，冯梦龙在《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写下了那个令人心碎的故事：千年修行的白娘子，就是在这一杯雄黄酒下现了原形。神话是现实的隐喻，那一杯辛辣的酒，就是一道无形的防线，守护着人脆弱又坚韧的生命边界。

然而，古人对抗瘟疫的智慧，远比一场节日的仪式更为深邃和系统。端午是战鼓，是号角，而日常生活里，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静默坚守。

古人认为，疫病乃“疠气”所致，芳香之气，是天地间的正气，足以驱散、中和秽浊之气。这种观念，可以从《周易·乾卦》“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感应哲学中，找到深远的思想土壤。万物各从其类，而香气与正气，自然可以召唤更强大的洁净之力。于是，楚人佩戴兰草，汉人焚烧沉香、降真香，渐渐演变成端午佩戴的香囊。一提到香囊，我便想起《礼记·内则》中“男女未冠笄者……皆佩容臭”的记载，那是以色丝和药末制成的香包，是少年男女随身携带的礼仪，更是抵御周遭环境不洁的屏障。一枚小小的香囊里，朱砂、雄黄、白芷、苍术，那清冽辛香的药味，便是古人随身携带的一片洁净空间。

这种依靠气味疗愈的智慧，在遭遇大疫时，会被推到极致。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载有不少防疫香方，命名为“太乙流金散”“杀鬼烧药”，其名虽带着巫祝的神秘色彩，但方法却是极其科学的——取雄黄、雌黄、矾石等药，置于庭前屋内，烈火焚烧，利用高温让药物的杀菌成分迅速扩散。可以想见，当瘟疫在城中蔓延时，药火的红光映照着人们惊惧而又期盼的脸庞，浓烈的药烟驱逐着腐烂与死亡的臭味。那是一场感官的战争，古人用大自然赋予的气味，为自己筑起最后一道藩篱。

明末大疫，吴又可著成《温疫论》，跳出传统伤寒的框架，天才般地提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他称这种致病源为“戾气”。在没有显微镜的年代，能推断出有一种肉眼不可见的物质，通过口鼻侵犯人体，无疑是划时代的洞见。既然“戾气”从口鼻而入，那最好的防护，自然是对呼吸的净化。

到了清代，这种防护已然体系化。诗人吴存楷在《江乡节物诗》里写过，杭俗“以红花、石菖蒲，插于花瓶，置堂中，云可解疫”。无论是焚烧、佩戴还是悬挂，古人们固执地相信，洁净的气味，是生命最好的盟友。当视线从书斋的典籍移开，重新落在那漫山遍野的艾草上时，我们或许才真正明白了这场草木之战的意义。

从汉宫“百子池边，奏乐以度，以五色彩丝相连”的盛装，到宋人“门悬蒲剑斩千邪”的决绝，再到清人“画额”的温情，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民族如何用仪式、用草药、用文字、用神话，年复一年地构筑着一道抵御疾病与恐惧的精神长城。这些习俗，是经验主义的，甚至还带着几分蒙昧的色彩，但在那巫术与医药交织的迷雾之下，隐藏着一套完整的、可持续的生存逻辑：在正确的时间，利用自然的恩赐，用最坚决的姿态，清扫环境，净化身体，安抚心灵。

他们不像我们，手握抗生素和疫苗，但他们拥有一套与天地万物感应的哲学。艾草、菖蒲、雄黄、兰汤……这些既是物质的武器，也是精神的图腾。他们将看不见的病毒、细菌统称为“邪气”“病魔”，然后将它们具象化，再在一场举国参与的仪式中，用龙舟的鼓声去恐吓，用蒲剑的锋锐去斩杀，用艾草的香气去驱逐，用雄黄的烈酒去泼洒。

当我再次回想那片艾草地，心里忽然多了一份沉甸甸的感触。在漫长的古代，一个孩子要越过出痘、惊风等一道道生命关口平安长大，一个成人要安然度过一个个瘟疫横行的春夏，是何等的幸运，又需要何等的智慧。这种智慧，并不全然书于竹帛，它更多地，是随着一缕药草的青烟，一口雄黄的辛辣，一枚粽子的清香，一代代渗透进我们民族的血脉里。

那是不言之教，是日用而不知的恩泽。

如今，端午的许多仪式，已渐渐简化成一种文化的符号，甚至一种节日的点缀。但这不应是缅怀的终点。当我们轻轻折下一枝艾草，嗅到那跨越千年的、依旧辛辣的芬芳时，我们应当记起，这平凡草木背后，曾支撑着一个民族在无数次瘟疫中跋涉过来的，那份对生命的无限珍重与朴素而动人的讲究。

那是一种被岁月打磨得温润如玉的生命智慧。它告诉我们，讲究地活着，就是对时间、对自然、对天地赋予的这副躯体，最深沉的敬意。

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春生夏长，每一缕药香烟香，都曾是先人对“好好活着”这件事，最虔诚的答卷。

作者：湖北中医药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冯春

湖北广电大健康发展中心图文编辑：杜若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