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接到一个很久没有什么联系的媒体同行的电话说，有一位今年百岁、有着80 年党龄、是《红岩》烈士的战友、武汉解放前夕中共地下党领导之一，改革开放后，办老年大学，获中国老年教育终身成就奖…。知情者说道：最近宣传的张富清是战场上的功臣、工农子弟兵的英雄，而上面说的杜子才老人，是我党曾经活跃在隐蔽战线的一位知识分子代表，这位百岁老人的经历引起了我的兴趣。

年近百岁、有着80 年党龄的老党员杜子才近照

初见杜子才老人，我就被老人不凡的风度气质所吸引。杜老中等身材、腰板挺直，慈眉善目、精神矍铄。聊天时，有人说道他的一生“三起三落”，他随即接道“三落三起！”，莞尔一笑，并且很满足的样子。特别是几天前我又看到杜老在东湖绿道健步如飞的视频，谁敢相信这是一位百岁老者？我折服了，他老身上肯定有值得我学习的东西。

杜子才，1920 年出生在湖北仙桃（沔阳）沙咀的一个农民家庭，小时候在家里放过牛、拾过粪。1939年抗战期间，考入鄂西恩施、建始的湖北联中。联中时期，在中共地下党同学秦滉的引导下、在进步同学好友陈以文、魏世桢、仓孝和的相互影响下，于1940年10 月，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在说到入党动机时，杜老回忆当年青年学子深受三座大山压迫，面对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和水深火热中挣扎的四万万同胞，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朽和反动统治是最直接动因。加上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受到新的思想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主张，正好符合了他们当时心中的理想，便奋不顾身地投身其中，置生死于度外。

1941年秋，杜子才他们“联中四友”分别考入位于抗战陪都重庆北碚抗战内迁的复旦大学。入学后，他们根据党的指示“勤学、勤业、勤交友”，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专业，进行知识积累，另一方面积极参加校园活动和学生组织。在周谷城、张志让等著名教授支持下，杜子才不定期组织并担任主持的“新闻晚会”，因为思想新锐、内容丰富、形式活泼、名人出没，吸引了复旦及周边的各大中学校的大批学生参加，“夏坝持久的红火，令人向往的盛会”，成为当年复旦大学一个难忘的活动品牌。杜子才先后担任《共产党宣言》翻译者陈望道任系主任的复旦新闻系的新闻学会副主席、复旦新闻通讯社的采访部主任、三年级时，还担任了学校膳食监督委员会的主席，杜子才也逐渐成长为一名有影响的学生领袖。

复旦大学读书时风华正茂的杜子才

1943年的重庆，中国全面抗战进入第6个年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在向着越来越有利于盟国的方向发展，国共两党的摩擦也呈现出放缓的迹象，沉闷的政治空气逐渐被打破。以重庆为中心大后方的各大中学校的莘莘学子们，如逢春回大地，萌动起来。杜子才们为了进一步增强的对国统区广大学生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更好地向传播进步思想、引领学生运动，因此有了创办一份学生报纸的想法，于是有了后来的《中国学生导报》。杜子才说，之所以取名《导报》有三层意思：即报导学生生活、引导学生求知、指导学生进步。1944年7月4日，《中国学生导报》社在重庆北碚夏坝的“江风”茶馆成立，杜子才被公推为总干事，后改为社长。会员从刚开始时的30几人，发展到后来的380多人，遍及重庆和国统区的各大中学校，《中国学生导报》发行量一度达到7000份，这在当时报纸中是个惊人的数字，风靡一时。报纸创办之初，就得到了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的大力支持和多位知名民主人士的资助。南方局青年组的刘光、黎智、朱语今等同志都先后对接过《中国学生导报》的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也不时给予指示，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陶行知、叶圣陶、史良等也先后给予过《导报》支持与资助。 《中国学生导报》成为“抗战以来，国统区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进步学生报纸”， 《中国学生导报》社被誉为“在中国革命史，中国学生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报纸和社员被喻为号角和火种，对于推动国统区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影响大批知识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壮大国统区中共领导下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力量，为推翻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独裁统治做出了一份贡献，杜子才也成就了他青年时代的一个人生的高点。

1946年，抗战胜利后，杜子才及《中国学生导报》总社随着复旦大学迁回上海，在续办了4期沪版后，1946年秋，由于内战爆发，杜子才受党组织指派回到武汉从事地下工作，他以教师职业身份为掩护开展活动。当时的武汉这个地下组织分为“三大”“三小”，“三大”为中共南方局、中共上海局、社会部及城工部；“三小”为华中局第三工委、上海局武汉中心组、上海局湘鄂特委，杜子才属于刘实领导的武汉市工委，任工委委员及文委书记，在白色恐怖下又先后创办了《现代学生》《教与学》等进步刊物，在武汉文教系统发展党员数十名，通过文艺演出和经济斗争等形式的开展深入细致的地下活动。1948 年6月19日，一位与杜子才有过联系的武汉地下党基层负责人肖惠被捕叛变，武汉地下组织遭到破坏。虽然组织体系上杜与肖已无直接联系，但杜子才与夫人顾不上个人生命安危，深入危险之地探明情况，及时通知党组织，数十名地下党同志得以安全转移。一直坚持到8月13日，他才在组织上的安排下撤离武汉，从海路辗转到东北解放区，后随解放大军南下接收武汉，重新回到大武汉的怀抱。

1989年，杜子才在墨西哥老年教育国际研讨会上发言

1984年，杜子才应邀以64岁的离休年龄，从北京的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领导岗位上回汉创办武汉老年大学。他带着几个老干部“志愿者”，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当时学校除了有个名字的批文，下无寸土、上无片瓦。最早的招生处设在六渡桥小学里，因桌椅太小，只好借用传达室作为学员报名点，将路边游人坐的靠背椅作为“办公室”，露天茶座当作校务会议的“会议室”，把身上挎的手提包作为流动的“文件柜”。直到1985年5月，在市有关部门帮助下，才在市文化俱乐部挤出一间约30平米房间作为学校办公室。当时学校没有固定的场所和教室，打了三年“游击战争”。直到1988年3月才在汉口天津路一座老建筑上获得了属于自己的1000多平米的两个楼层的校舍，办校之初的艰辛过程自不待言。 从1984年到2002年，杜子才18年如一日提倡积极的老年教育观，坚持老年大学面向全社会的网络化、平民化的方向，身体力行开辟了我国老年教育的一片新天地。

他创办的我国最早的老年大学之一的武汉老年大学，以创办早、规模大、成绩显著闻名全国，成为我国老年教育的领头雁和示范点，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在武汉发布了杜子才等起草的“确保老年人受到教育的”《武汉宣言》。 2012年中国老年大学协会授予杜子才“中国老年教育终身成就奖”。杜老年轻时，办报纸、搞学运；年老后，办学校，搞教育，两次攀上了人生的高峰，都源于他不甘平凡、奋发有为的人生信念。

本文作者卢纲（中）在东湖医院采访杜子才（左）

新中国成立后，杜子才历任武汉市委宣传部副处长、长江日报副总编辑、武汉市外办副主任、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领导成员等，历经各次运动，“三落三起”。按他的革命资历，难免有人为他鸣不平，他面对自己多次被无辜牵连、错误处分，又多次平反、恢复名誉，看得很开！他说解放后我们党发动的历次运动，虽然确有过左，过激的情况，但最终都进行了纠正，实事求是地做出公正的结论。发动群众的初衷也是依靠人民群众帮助党更好地纯洁队伍、锻炼党的肌体，我个人受点委屈，也是为我们党不断完善做的一点贡献。

1946年5月12日，杜子才与中学、大学时的同窗挚友、《中国学生导报》时期的革命战友陈以文重庆一别竟成永诀。1949 年11月14日，重庆解放前夕，陈以文与江姐等著名革命烈士一道被国民党特务残杀在渣滓洞集中营。解放后，杜子才找到了烈士尚未成年的妹妹以芳，不仅资助她读完大学，还把自己的儿子佐工改名为佐文，以志终身纪念。 现年近百岁的杜老，每天用ipad上网关心国家大事，在东湖边快走40 分钟锻炼身体，给我们树立了一个不忘初心、积极向上的人生榜样。当我问到杜老健康长寿的秘诀时，杜老说忘记年龄，不断做事。文章最后我以杜老的《长律·八十初度》的两行诗句“人生几许休相问，不泯童心总是春” 作为结语。

（作者：卢纲  责任编辑  蒋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