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绅士

绅士是传统中国社会的精英。一般来说，他们也是中国旧的知识阶层。

许多学者都已指出，他们有着显赫的地位，对民众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他们的威望和影响一方面来自他们权威性的知识，一方面来自他们对地方事务的参与。中国传统的地方行政机构常常过于简单，尤其是县以下的事务，有许多今天看来是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功能，在当时地方政府却无力承当，这些事自然就落到了绅士的头上。特别是，清代实行回避制度，担任地方官的都是外省外地人，他们在一地任职不过两三年，在他们对地方情形不甚了解的情况下，就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绅士。在传统的中国，或至少在清代，绅士是沟通政府与民众的桥梁，他们维护清政府的统治，或者说他们是清政府统治的基石。

自湘淮军兴起镇压太平天国以来，绅士的地位大大提高。在很多地方，尤其是湖南那样的绅权特别大的地方，如果没有绅士的合作，地方官的行政活动很难进行。戊戌变法时期，湖南的绅士们与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及徐仁铸、署按察使黄遵宪等合作推行各项改革措施。但后来绅士发生了分裂，以熊希龄、谭嗣同为首的新派绅士和王先谦为首的老派绅士意见分歧，熊希龄等激进而王先谦等持重，而王先谦等势力较大，甚至陈宝箴也要对王先谦等妥协以换取其支持。

清末新政时期，绅士阶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分作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一般来说，作为传统社会的精英，绅士的地位与科举制密切相关，或者说，绅士依存于科举制。但是，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使传统绅士的队伍无法补充，依附于科举制的绅士将失去传统的社会精英地位，而且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和社会的变化，他们原来引以为傲的旧知识将变得无用，他们的头上原来那耀眼的光环也将黯然失色，但是他们原有的威望和影响还没有马上消失。如果要维护其权威和地位，他们必须另寻出路，出路就在于下面所说的变化。第二个方面，就在新政的实施过程中，绅士也发生了悄悄的但却是十分巨大和重要的变化。经过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事件的打击，许多绅士也像慈禧太后那样终于认识到闭关锁国再也不行了。因此，不少绅士致力于兴办新式学校、新式企业等新政措施，就像从前他们为修建道路、桥梁、水利设施等公益事业尽力一样。绅士们参与新政，是时代潮流所趋，也是日益严峻的外患的刺激，然而就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思想观念逐渐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他们和新的事物联结在一起。其中有不少人出国考察、游览甚至留学，获得了新的知识。因此，在旧的绅士阶层没落之时，却从中分化出一批具有新色彩的绅士，笔者把他们称为新绅士。

在清政府实施新政改革以前，绅士在地方有着相当大的影响，他们是地方事务的活跃分子，地方官一定程度依赖他们并对他们礼让三分。新政改革实施后，他们在地方上的活动范围比以前进一步增大。然而，他们是分散的，各自为政的，尽管他们有共同的经历、共同的思想，也可能有共同的政治利益。直到1905年，可以说在政治上，他们互相之间很少联络，在全国范围内，他们不能作为一个声音说话。但是，清政府的预备立宪，使他们发生了又一个重大的变化。清政府明令设立谘议局、资政院，以及推行地方自治，这给他们提供新的合法的活动场所，再加上报纸、杂志、电报等大众传播媒介和信息手段的迅速增加，轮船、火车提供的较以前大为便利的交通，就使新绅士形成全国性的集结。由于预备立宪，朝廷放松了对集会结社的限制，他们有机会成立立宪团体，一旦有了一致的政治要求，此处一声号召，全国立即呼应。这就是学术界常说的立宪派。换句话说，在绅士这个传统社会精英消亡前，他们有了一定的变化，而且他们的势力还因为新政特别是立宪增强了。

新绅士们对局势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为他们是绅士，旧的绅士的威望还没有消失，他们对民众的影响和号召力非常大，如果他们抛弃一个旧政府，民众也往往会在他们的影响下跟着抛弃这个旧政府；因为他们一定程度接受了新事物，又有许多新知识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初步学会了新的参与政治的组织形式——组织政党，懂得运用报刊这种新的大众传播媒介来扩大自己的影响；由于他们许多人又是新型工商企业家，他们有足够的财力来伸张自己的政治目的。因此，新绅士——立宪派的政治倾向，对清政府的存亡至关重要。

有的学者认为绅士本质上是反动的、保守的，他们只是为了不失去他们往日辉煌的地位才参与新政，并借新政的机会为自己争取甚至从前都没能得到的好处和利益。他们反对革命，反对进步，辛亥革命的失败，这些人要负主要的责任参见（日）市古宙三著，迟云飞译：《乡绅与辛亥革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8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虽然认识问题的角度不同，中国大陆20世纪80年代和中国台湾20世纪70年代以前，学术界有着类似的观点，即立宪派是反对革命破坏革命的罪魁祸首之一。这一见解忽视了绅士在新政期间自身的转变，即新意识逐步渗入到他们的思想中。另一种见解是把新绅士定位为新兴资产阶级，带着赞美的眼光欣赏他们，欣赏他们务实的倾向和较为温和的政治态度，甚至因为重视他们就贬低革命派，从而忘记了他们后面的绅士尾巴和他们比较保守的政治倾向。

应该说，新绅士——立宪派是个矛盾着的社会集团，由于他们多数是由旧绅士转化而来，因此毫无疑问他们也带有旧绅士的保守性。但是在新政时期，绅士又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再加上新式工商业者和部分新知识分子的加入，使立宪派又有着进取性。同时，由于利益和思想意念的驱使，他们既拥戴清政府又不相信清政府，从而使他们在政治上常常犹疑不决，左右摇摆其中有些人有双重身份：既是立宪派，又是革命党，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抛弃清政府。

可以说，是新政和宪政改革培育了立宪派——新绅士，而立宪派最后又成了清政府的掘墓人之一。

新知识分子

晚清新政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推广新式教育。

1904年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民教育的学制——癸卯学制正式颁行。1905年，已在中国实行上千年的科举制被废除，这以后，新教育发展更快。与新教育迅速发展的同时，半是政府号召半是社会自发，青年学子纷纷到日本留学。

由于新学堂的设立和留学运动，产生了一个在晚清和民国初极为活跃的社会阶层，他们就是新学堂的学生和留学生。1905年前后，留日学生人数竟有8000余人刘望龄：《1896—1906年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补正》，见郭汉民、迟云飞编《中国近代史实正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另外据清政府学部统计，1907年全国共有新学堂37888所，教员64470人，学生1024988人国家图书馆藏《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光绪三十三年分）。就人数来说，他们在四万万人口的中国并不占很大比重，但是他们的活动能量远远大于一般人群。他们的活动给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们有的曾受过相当不错的传统教育，其中不少人曾考取秀才。进入20世纪初，在清政府致力新政、列强的侵略咄咄逼人的形势下，他们猛然抛弃了旧八股学问，而从事新知识的学习。他们受过传统的很大影响，但正在背离传统。与前文所分析的新绅士完全不同，新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以前没有的社会阶层。

新知识分子大多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人数虽然不多，却是中国最活跃的一群。年轻人活跃、敏感、容易激动、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观念，他们掌握的新知识在中国社会的各种人群中是最多的。

1903—1905年，新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政治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其转变的关键是影响深远的拒俄运动。在这以前，学生们大多是主张改革的梁启超的信徒，这以后，倾向革命的越来越多。中心人物是在日本的留学生和上海的新学堂里的教师、学生。

我们以湖南出身的黄兴、陈天华、宋教仁，浙江出身的蔡元培、章太炎和广东出身的汪精卫、胡汉民为例来分析这些倾向革命的新知识分子骨干人物的特点。

第一，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先学中学，后学西学，不少人曾中过秀才。这与民国以后的新知识分子有一定区别。第二，他们的知识结构较新，是新教育的产物，他们不同于旧式士大夫，也不同于新绅士，容易接受新事物。第三，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与社会各阶层有较广泛的联系，这一点有别于1900年以前的孙中山和兴中会成员。第四，比起新绅士，他们年纪较轻，就这一点来说，他们也容易选择革命即激进方式来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

新知识分子是在庚子以后沉重的外患特别是庚子事变的刺激和新政这双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由新教育而产生，是新政造就的新人。他们是新的社会精英——即将取代传统绅士阶级的新的社会精英。新知识分子的思想核心和奋斗目标是民族主义，他们是中国新民族主义兴起的载体。这民族主义是双重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当然不是用义和团的盲目排外的方式），希望中国摆脱落后和受欺辱的地位，进而反对以至试图推翻清朝的统治应该承认，新知识分子中，也有不少人不反对清王朝，他们参加到立宪派的行列，有些人甚至到清政府中任职。但是不能否认，他们的主流是民族主义，即反帝反满的双重民族主义。又，反对帝国主义和反满（也即反对现存统治）的关系，是尚未充分研究的问题。我认为，反满相当大程度来自反帝。也可以说，反帝强国是所有新知识分子的强烈愿望，而反满则是其中的大部分人的追求。。在他们的心目中，推翻了清王朝，由汉族人来领导国家，中国就可以转弱为强。其中一部分人认为，建立共和制国家是中国的唯一选择，但反帝反满也就是民族主义始终是他们的最主要特征。他们的成长，代表了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一个阶段笔者以为，从整个近代中国看，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甲午战争以前还处于低级的或萌生的阶段，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是兴起阶段，北伐及大革命时代为成长阶段，抗日战争时期为高涨阶段。，他们是中国人民族意识兴起的载体。他们成了革命的主动者。在国外，他们主要集结在日本；在国内，他们主要集结在新学堂和新军。

新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们不是资产阶级，与实业家们也没有多少联系。把黄兴、陈天华、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邹容、杨毓麟等活跃新知识分子与上海有影响的资本家祝大椿、朱志尧、虞洽卿、严信厚、孙多森、王一亭、朱葆三、徐润、曾铸、沈缦云等相比，两者缺少共同点沈缦云、王一亭在辛亥革命前夕加入同盟会并有所作为，但很难代表这整个阶层的动向。。

新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不全是思想意识的原因。他们的反满，与他们自身的处境、利益有一定关系。但不是与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他们具备了社会精英的学识和能力，但他们大多没有绅士的资格，很难进入传统的上流社会。由于科举制的废除，政府也已不能通过给他们一个可能的仕宦前途的办法笼络他们或使他们为政府所用学部、商部等新机构成立后，有部分新知识人进入这些部任职。另一方面，晚清最后十年新教育和留学的发展极为迅速，但整个经济文化特别是现代经济部分的发展却没有给他们提供那么多相应的工作岗位。这一切，使新知识阶层很容易变成反现存体制的力量。

总之，八国联军侵华事件之后，清政府不能不推行新政；日俄战争之后，清政府不能不实行预备立宪。但是新政和立宪改革却带来了清政府决不希望的后果，那就是作为异己势力兴起的新绅士（多数人为立宪派）和新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相当多的人为革命党）。

来源： 凤凰读书 作者 迟云飞

（责任编辑 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