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张胜凯在中国南极昆仑站开站仪式上（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今日，中国第33次南极科考队乘“雪龙号”极地考察船，从上海国内基地码头出发，武汉大学4名师生随队出征。另有1名学生将于12月底前往南极。我国南极科考进行30多年来，武大已派出100余人次全程参与，其中学生40多人，是全国高校大学生参加南极科考时间最早、人数最多、成果最丰硕的高校。

第33次科考将历时161天

5名师生肩负不同任务

据了解，此次随队出征的科考队员分别为武大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教师郝卫峰博士、孔建博士，博士生张卿川，电子信息学院博士生余尧。此外，12月底，武大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生张宇旻将前往长城站进行极地生物考察。郝卫峰将乘坐“雪鹰”号固定翼飞机，参与东南极伊丽莎白公主地区（PEL）航空综合科学考察；孔建将参加南极大洋考察，执行地球物理相关观测任务；张卿川执行中山站越冬任务，负责中山站常年GNSS（全球导航卫星系统）跟踪站观测和验潮；余尧执行中山站越冬任务，负责中山站高空大气物理观测。

据悉，中国第33次南极考察队将于12月初到达中山站；完成中山站、昆仑站（泰山站）第一阶段卸货任务后逆时针航行前往西南极，完成南极半岛南大洋调查、长城站作业；2017年1月中旬前往智利蓬塔补给后于1月下旬到达罗斯海区域，2月下旬返回中山站，3月上旬离开中山站回国。历时161天，总航程约3.1万海里。

从1984年中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开始，武大已经先后选派100余人次，参加了中国32次南极科考和10余次北极科考。

曾差点坠入冰裂缝

登顶第一人也来自武大

如今已是武大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教授的张胜凯，在武大读博士起就开始参与南极科考：2002—2003年，他跟随中国第19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深入南极内陆500多公里的格罗夫山区进行科学考察；2004—2005年，他跟随中国第21次南极科学考察，前往南极冰盖最高点DomeA区域进行科学考察，并精确测定冰穹A最高点的位置、海拔高度；2008年—2009年，他跟随中国第25次南极考察队，参加了南极内陆中国首个科考站“昆仑”的建站工作。回想起这三次南极之行，张胜凯感叹：“我的生命已经深深烙上了南极印！”

“最难忘的还是2005年1月18日3时15分，我登上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并对该位置作出精确测量：南纬80度22分00秒，东经77度21分11秒，海拔4093米。”虽然距离第21次南极科考已经11年了，但每每想到那一历史时刻——人类首次确定了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的位置，他也因此成为登顶南极内陆最高点的世界第一人，张胜凯都激动不已。他告诉记者，在确定冰盖最高点后，他还把从武汉带去的三角架和测绘标志墩，永久埋设在南极冰盖最高点上。

“在通向南极冰盖最高点的沿途，有上千条冰裂缝。冰裂缝深不可测，曾有些外国科考队员掉了下去，再也没有起来。那次，我也差一点被冰裂缝吞噬。”张胜凯回忆，当时他们共有4辆雪地摩托车，他负责运用全球卫星定位技术为车队带路，坐在头车上。2004年12月下旬的一天，车停在几条冰裂缝当中宿营，他有事下车，突然一条腿往下一陷。“当时我心里一紧，意识到大事不好，赶紧扑倒在冰面上，使劲往上爬。”张胜凯说，幸好他反应较快，加上冰裂缝不是很大，他最终爬了起来。

南极生活条件异常艰苦

2个月难得洗一次澡

张胜凯告诉记者，在严寒、高原环境下奔波，对科考队员们的身体和意志都是一种严峻考验。对此，参加了第29次南极科考，现为武大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教授的杨元德也深有同感。

在昆仑站进行GPS测量时，为了更好地接收参考站发送的改正信息，杨元德每次在观测之前都需要把电台发射天线放置在几节标竿上或绑定在雪地车上，以增加发射天线高度，而发射天线通常要求距离雪面3米以上。这些看似平常的工作，在高寒缺氧的昆仑站区做起来却格外困难。为了不影响操作，杨元德不得不脱去防寒手套，摘下墨镜，只一会儿的功夫，他的双手就能被寒风冻得失去了知觉，手指也无法弯曲，就连眼睛也会被寒风吹得“泪流满面”。待到观测完毕时，他的胡子和眉毛上早已结了一层厚厚的冰碴。“第21次南极科考时，在离开中山站约1200公里时，科考队员们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当时，随队机械师盖军衔反应最为严重，急需救治。但由于停在中山站的直升飞机最大航程仅为500公里，飞机无法施救。”张胜凯回忆，当时队员们只有通过短波电台和海事卫星电话，向美国的极点站求援。所幸联络成功，美方派飞机前来营救，盖军衔才得以脱险。

在南极内陆，由于用水非常困难，日常洗脸，洗手，洗头等也都是问题，为此，张胜凯曾在一次科考出发前剃了个光头，在2个多月的南极内陆考察期间，他没能洗澡，一两个星期也只能用湿毛巾擦一下脸。

中山站观测极光有优势

冰天雪地里美景醉人

今年4月12日，跟随中国第32次南极考察队顺利完成各项预定考察任务，乘坐“雪龙号”极地科考船回到祖国的，也有三位武大科考队员：武大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教师柯灝博士、博士生李航和电子信息学院博士生刘杨。

虽然恶劣的自然环境、变幻莫测的天气、高强度的体力消耗对南极科考人员是极大的挑战，但对于他们来说，每一天也都是新的一天，是充满着挑战和惊喜的一天。南极地区受环境影响，观测设备出问题频率偏高，但在李航看来，正是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锻炼了自己独立动手和研究能力。“在国内半个小时可以解决的问题，在那边可能需要好几个小时才能解决。时间长了，自己的心态也逐步调整好了。”

科考之余，李航的爱好是摄影，南极极光、冰原、星空等都是他镜头下的“常客”，也给南极单调枯燥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而对于空间物理专业的博士生刘杨来说，变幻莫测的极区极光，正是他研究的对象。极光作为太阳与地球磁场相互作用的产物，绚丽而神秘。因独特的地理位置，我国中山站在极光观测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刘杨回忆，他第一次看到美丽跳跃的极光，激动得无以言表。

变着花样做豆腐包饺子

武汉烹饪大师南极做饭

除了武大以外，武汉商学院也从2009年起，连续6年派出了13名师生前往南极，负责中国南极科考队的餐饮管理，有一半以上参与过越冬，有3人在南极工作时间550天以上。

武汉商学院烹饪与食品工程学院副院长王辉亚曾在2009年参与了第26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长城站餐饮管理工作。他告诉记者，在13个月的南极工作中，最感动的就是队员们对他说，“你们来了之后我们的餐饮质量大大提升了，我们不想家了”。王辉亚笑道，为了让队员们吃得饱还要吃得好，他们使出了十八般武艺，每天变着花样做饭。“肉对我们来说是噩梦，肉吃多了队员就没胃口了，在南极每两天吃一次白菜，已经是奢侈了。”王辉亚说，为了让食材更多样，他们自己动手做过豆腐、发过豆苗。王辉亚笑称，他虽然是中国烹饪大师，但在武汉从没亲手做过豆腐，都是凭借以前的记忆来操作。王辉亚回忆，每逢厨房做豆腐，队里就欢呼：“今天做豆腐了！”东北的队员等不及，甚至从冷水桶里把豆腐捞起一块，搞点蒜、撒点葱，弄一瓶小酒，直接就吃了。

过年包饺子、中秋吃月饼，这些在国内很平常的事，在南极却是极为不易之事。王辉亚和同事徐康在长城站的时候，正逢过春节，为了让站上58名同事在南极也感受到春节的氛围，他们和了15斤面，剁了20斤肉，长城站的厨房里没有绞肉机，只有人工剁肉，一剁就是一两个小时，生姜、蒜都是粉状的，葱也是脱水的。“大家一起包了1700多个饺子，队员们都说这次科考队的年夜饭最香。”王辉亚回忆道，老外都爱吃中国菜，在南极，饺子是最受外国朋友欢迎的中国食物。“我们每年从南极回来后，都会把在南极使用过的食材和受欢迎的菜肴记录下来。”王辉亚表示，他们现在正在筹划一本南极菜谱，菜谱将根据南极的特殊气候、科考队员的营养所需等来写作。

记者宋锐 通讯员徐永芳 吴江龙 易先勇

（责任编辑 黄静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