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日下午，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晓东来到96岁老红军李先进位于茶港的家中，为他送来纪念章。

         长征的红军队伍中，除三大主力之外，还有一支特殊的先遣部队——平均年龄不到18岁的红二十五军。         、

他们最晚出发，却最早到达陕北。96岁的老红军李先进，就从这支队伍中走来。        

19日上午，李先进在家中接受了记者采访。他精神矍铄、耳聪目明，胸前的革命勋章熠熠生辉。没有草稿，没有回忆录，80多年前的烽火硝烟，老人娓娓道来。

我家阁楼里，地下党住了一年多        

黄麻起义后，大别山区革命形势持续高涨。1929年春，黄安（今红安）党组织来到黄冈县李紫区李家港湾（今属武汉市新洲区）活动，筹备建立苏维埃政府，其中一支秘密工作组就住在李先进家。        

工作组一行3人，白天休息，晚上走村串户，与贫苦农民交心谈心。“他们在我家阁楼住了一年多，直到1930年4月李紫区苏维埃成立才搬走。”李先进说。        

李先进的父亲在外替人帮工，家里只有他一个男丁，为工作组跑腿送信、开会时站岗放哨的任务都落在他头上。他个子比同龄人略高，跑得快，人又机灵，工作组对他很放心，当年5月就被任命为陂安南县少先队儿童团长，10月又被任命为县共青团书记。        

1930年底，国民党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围剿”，李先进家成为重点“扫荡”对象，他的母亲带着妹妹跟随苏维埃组织躲进深山，次年因病去世。由于革命形势严峻，他未能见母亲最后一面。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1934年2月，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全面“整顿”。敌人兵强马壮，装备精良，红二十五军却只有梭镖和少数“汉阳造”，双方实力悬殊。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李先进幽默地说，红军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术，并发动猛烈的政治攻势。5月2日，李先进在军政治部奉命印发针对敌军的宣传标语号，“要打回老家去，不要当亡国奴。”“不要到打自家兄弟工农红军”……        

之后半年间，红二十五军在河南罗山、湖北黄陂和孝感与敌军多次交火，缴获大量军用物资。“不少连队配备到9挺轻机枪，我们也领到了新式步枪。”李先进说。      

10月，程子华化装成算命先生，从上海辗转到了大别山，带来了周恩来的重要指示：战略转移，北上抗日。        

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挥师北上，开始长征。

密林独行，与豹子对峙一整夜        

时已初冬，部队给养严重缺乏，有时连野菜、树叶都找不到，只得剥树皮、挖葛藤根充饥。李先进是红二十五军护士长，每次打完仗都要留在深山密林中安置伤病员。山里缺药断粮，医护人员需一面掩护伤员，一面到山下筹集粮食等物资。没有药品，他们就用盐水、南瓜瓤、烟叶为伤员治疗。        

“我们的口号是‘一切为了救病员’，一把米、一点盐，也要留给伤病员吃。”李先进说，“战地医院”有一个担架队和三个护士班，其中有7名女护士，敌人天天搜山，放火烧山，伤病员随时都得转移，女战士毫无畏惧。        

在陕西庾家河战斗中，副军长徐海东头部负伤，昏迷不醒。“我们派了担架员，把徐海东、程子华抬着行军，重伤员就安置在老百姓家。”李先进介绍，许多情况下，他都被留下来独自照顾伤员。有一次，他为了追赶部队，在密林里走了三天三天，途中还和一头豹子对峙了一整夜。

为救营长，留下终身残疾        

袁家沟大捷后，红二十五军有一百多名伤员留在当地，医院院长钱信忠把李先进等3人留下来，照顾这批伤员。临走前，钱信忠叮嘱李先进，九间房战斗时，“猴子营长”李学先负了伤，也在袁家沟口一带养伤，“他打仗很勇猛，要想一切办法找到他。”        

李先进在一户农民家里找到了李学先，李学先腿部受了重伤。返程途中，一行人突遇敌人飞机轰炸，李先进急忙扑到李学先身上。看着敌机飞远了，大家继续跑步行军，走出两三里后，一名战友指着李先进问，“你怎么流血了？”李先进这才察觉，自己胯部受了伤，一块碗大的肉几乎要掉下来，露出白森森的骨头。他草草用绷带将肉扎紧后，又匆匆上路了。        

因为医治不及时，伤口留下了后遗症，终年疼痛，李先进再也没办法正常走路。“后来李学先总是自责，说我是因为他才成‘拐子’。其实，行军打仗，受点伤算什么啊。”李先进豁达地说。

参军第二年，肖先东就被敌人的飞机炸伤，拄着拐杖，他随红二方面军打过金沙江、爬雪山、过草地。        

20日上午，武汉市青山区19街，101岁的肖先东在家中接受了记者采访。他声音洪亮，思路清晰，尽管走起路来有些颤颤巍巍，却很倔强地拒绝他人搀扶。     

巧遇红军，放牛娃也有春天          

1934年初，红三军在贺龙、关向应等同志指挥下，转战湘鄂边。        

3月的一天，部队在龙山县大山中迷失方向，便请路边一个放牛娃帮忙带路。        

这个放牛娃就是肖先东。肖先东扔下牛，就带着红军朝山下走。下山后，红军给了他两块大洋，让他回家去。“让我留下吧，我也想参军打仗”，肖先东恳求。        

“我若是回去，肯定活不成。”肖先东说，他给地主放牛一年未得分文，父亲前去索要，却遭多番羞辱，一气之下，竟然悬梁自尽。        

肖先东跟随贺龙部队，就此汇入革命洪流。直到1982年，他才再次回到家乡，母亲和两个弟弟早已去世，只有姐姐尚在人世。姐弟俩相顾泪垂，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一门传奇的山炮，从湖南“走到”了陕北   　    

1935年2月15日，贺龙部队在永顺县桃子溪成功伏击国民党部队，俘虏2000余人，缴获枪2000余支（挺）、山炮两门。        

两门山炮对缺少重武器的红军来说，可谓如获至宝。山炮长约两米，重达千斤，红军出动了近百人，轮流抬着炮弹行军。“没有手表，就烧香计时，一炷香换一次人”，肖先东说。        

两个月后的忠堡战斗中，贺龙部队又把当初想夹击红军的张振汉第41师全歼，并活捉了这个中将师长。      

“后来，我们攻打湘西龙山城，有处碉堡久攻不下，贺龙就叫来保定军校炮科毕业的张振汉。张振汉到场后，只用两发炮弹就炸飞了碉堡，”肖先东说。      

1935年11月，为保存和发展壮大有生力量，红二、红六军团决定战略转移，从湖南桑植县刘家坪和瑞塔铺出发，开始长征。其中一门炮弹被战士们背着爬雪山、过草地，成为长征中带到陕北的唯一一门山炮。如今，这门山炮被珍藏在军事博物馆，编号587。     

借来缝衣针，缝好右膝盖            

桑植突围时，红军遭到国民党飞机大炮袭击，肖先东右腿膝盖被弹片炸伤，膝盖骨部分裂开。他用茅草包住伤口，撕下一块衣襟扎紧，直到晚上，才到老百姓家借来针线，将伤口缝好。后来，他的右腿便比左腿短了一截。        

“受伤后，部队本来要把我安置在老百姓家里，我坚决不同意”，肖先东说，抱着“一定要跟党走”的决心，他拄着拐杖，紧跟部队前进。        

1936年7月7日，红二、四方面军在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的领导下，以四方面军为一梯队，二方面军为二梯队，北上过草地。      

“我们每人准备了30斤炒面，还有一些辣椒粉”，肖先东回忆，每顿只能用三根指头抓一撮炒面放到水里化开，病了就吃辣椒、喝辣椒水发汗，“凭着必胜的信念，我们才走过了草地”。

嘉陵江战役中，22岁的红四方面军通信员何华庭左腿严重受伤，凭借顽强的意志，他硬是一瘸一拐地跟随部队爬雪山、过草地，走完了长征。        

17日下午，省人民医院的一间病房里，103岁的老红军何华庭向记者讲述了他的长征故事。

从国民党“壮丁”到红军战士        

1933年底，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纠集各路军阀，向红四方面军川陕苏区发起了六路围攻。其中，第三路由新编六师师长李家钰指挥，他率新编第61师和23师共15个团精锐部队，由南充向仪陇、巴中方向进攻。        

当时的何华庭，是李家钰部队的一名勤务兵。        

1934年1月，他在老家南充市西充县被抓“壮丁”参加国民党队伍。        

4月，何华庭所在的部队被红军打败。被俘后，何华庭和大多数出身贫苦的同伴一道，自愿加入红军，成为一名通信员。

“强渡嘉陵江，迎接党中央！”        

1935年1月22日，红四方面军集中主力强渡嘉陵江。为阻止红军西渡，敌人以53个团的兵力布防于600余公里的嘉陵江西岸一线。红军抓紧进行战斗准备，山坡岩石上刻着醒目的口号：“强渡嘉陵江，迎接党中央”。      

当时，嘉陵江上没有桥，而当地所有的船只不是被敌人拖到西岸，就是被敌人击沉、烧毁了。        “没有船，我们就自己造！”红军动员一切力量，仅用一个多月就造出了100多条船和3座竹扎便桥。      

3月28日晚九时许，嘉陵江上雾气氤氲，正是渡江的好时机。何华庭和战友们按计划将战船推入江中，在夜色掩护下直冲对岸。敌人很快有所察觉，开始用猛烈的火力阻挡红军前进。      

“黑夜中，敌人的炮火结成一道道红网”，何华庭说，战士们毫不畏惧，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敌人的阻击，突击队乘机从左、右两侧插入敌阵，拿下几个大碉堡，巩固了滩头阵地。随即，大量后续部队通过竹排浮桥冲过江去。        

拂晓，强渡成功。

一瘸一拐走完长征

渡江成功后，红军乘胜追击，先后占领了阆中、彰明、北川等九座重镇，敌人自夸的嘉陵江天堑防线彻底崩溃。          

这一仗，让何华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彰明，敌人的一颗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他躲避不及，右脚小脚趾和无名趾被弹片切断，左腿膝盖嵌进了巴掌大的弹片，身上也多处受伤。        

军情紧急，何华庭来不及等腿康复，就一瘸一拐跟随部队开始了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历程。茫茫草地上，饿了，用指头拈几粒炒青稞放进嘴里；渴了，找点野菜、树叶吮汁。喝上一口用灰灰菜、车前草煮的“红军粥”，又能坚持走上一天一夜。        

何华庭的双腿一直没能完全康复，每走一步，便是钻心地疼。“我有一个信念，再苦再难，也一定不能掉队”，何华庭说，为绕开敌人的封锁线，他记不清一天要走多少里路，而有时子弹就在头顶“嗖嗖”飞过。        

80多年来，何华庭的腿伤一直未能痊愈。每当刮风下雨，右脚趾和左腿膝盖以下都让他剧痛难忍，夜不能寐。

红军就是不一般        

1953年4月，何华庭按组织安排，调沙洋马良农场、黄土坡农场担任副股长、繁殖场副场长、中队长等职务，战天斗地，辛勤工作，一干就二十余年。        

当时的沙洋，芦苇丛生，荒无人烟。在这所“没有围墙的监狱”里，何华庭与“关押”在此的旧军官、乡保长等反革命分子同吃同住同劳动，开荒垦地。没有房子住，就割芦苇、搭窝棚、睡草席；要打“牙祭”，就打野猪、捕野兔、捞鱼虾。        

靠着一份执着与认真，他不仅确保了监管与改造的正常秩序，还逐步在荒原建监舍，将荒坡变良田，建设了沙洋监狱日新月异的新面貌。        

1959年6月，连续多日无雨，农业中队抗旱救灾，急需人手。时任黄土坡农场米厂厂长的何华庭二话不说，主动请缨到农业六队参加抗旱。他挽起裤管，脱下外套，在抗旱车水的工地上，不休不眠，一干就是三天三夜。        

多年之后，老同事说起他，仍会连连竖起大拇指：红军，就是不一般！       “要不是5个月前突然骨折，父亲还能清楚地说出长征路上的点点滴滴。”12日下午，在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的病床上，102岁的老红军刘德彬说话有些困难，他向记者点点头，示意儿子刘克剑、刘克刚代他讲述长征故事。

扛起梭标跟贺龙        

“父亲参加红军，是受亲哥哥的影响！”刘克剑说，大伯1927年参加革命，1933年不幸牺牲，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哥哥当红军闹革命，让刘德彬对红军心向往之。1930年2月，根据党中央指示，贺龙率领红四军去洪湖与红六军会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担任总指挥。当时，红军在洪湖、石首一带积极宣传革命，刘德彬跃跃欲试。一天，正在给地主放牛的他，听说红军正在征兵，丢下牛鞭就跑去了。

        刘老曾不止一次对儿女们说过，“只有共产党才是贫苦百姓的救命恩人，跟着共产党走，才能过上好日子。”        

在湘鄂西一带，红二军团名声很响，当时有一句歌谣：“太阳出来满天红，扛起梭标跟贺龙，贺龙跟着共产党，共产党有个毛泽东。”这句歌谣，刘德彬记得非常清楚，有时候家里来了老战友，他还会唱给大家听。

弹片至今存留体内        

长征路上千难万苦，让刘德彬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过草地，没有吃的，当时民族政策很严，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一米一粟，就这样忍饥挨饿，靠着信念走出那片死亡之地。        

“长征这么苦，您到底是如何走下来的？”儿女们问父亲，刘老的回答很简单“跟着走”。长征路上，大家拧成一股绳，有的战士走累了，战友们架着他走；有的战士眼睛被雪光映花了，战友们拉着走。永不掉队、永不放弃的精神激励着红军战士们跟着党走，最终走向胜利。        

“尽管很少提起，但父亲对长征永生难忘。”2003年，二儿子刘克刚到甘南、四川旅游，路过毛尔盖、松藩，特地去瞻仰了当地的烈士纪念碑。回来后，他跟父亲说起，时年89岁的刘德彬说起牺牲的战友，热泪盈眶。        

长征路上枪林弹雨，刘老身上伤痕累累。当时的医疗条件差，负伤得不到及时治疗，后来又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落下了残疾。如今，刘老的右肺上还有弹片，全身共有十多处伤疤。

点赞湖北“新长征”        

解放后，刘德彬曾任青海省公安总队司令员、独立师师长，后来又任兰州军分区司令员，兰州市委常委。身居高位，但他对自己和家人要求非常严格。

 

两个儿子不约而同地说起一些生活细节：吃饭时，父亲从来不允许有米粒掉到桌上，更不准孩子们剩饭。        

对儿女工作的事，老人从不加干涉，也从不找人帮忙。刘老常对儿孙们说：“你们的路你们要自己走”。        

当年，二儿子刘克刚毕业后分配到工厂食堂当炊事员，正巧这家工厂的党委书记是父亲的老部下。刘老得知后绝口不提打招呼帮他换个岗位，只说了一句话“在食堂工作也挺好”。        

离休后，刘德彬一再叮嘱家人，不给组织添麻烦。90岁以前，他很少上医院看病；95岁以前，他仍坚持每天钓鱼、走路。刘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湖北发展。每年春节，省领导到家中看望慰问，说起他“走过了长征，了不起”，刘老总是说，“你们现在是‘新长征’，更了不起！

1、上阵亲兄弟

秦忠13岁参加革命，被编入黄安独立一师一团通信班，他的大哥秦懋保任九连一排长。在战事如火如荼的1930-1932年间，兄弟俩并肩疆场，浴血拼杀，在几次反“围剿”中立下赫赫战功。

1932年6月，蒋介石率50万大军，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 8月11日，独立一团在河口与敌军激战，九连连长、指导员先后阵亡，团长曹光南命秦忠前往一线，传令秦懋保接替连长指挥战斗。

在九连阵地上，秦忠见到大哥浑身是血，不由心里一慌，大叫：“哥，你挂彩了？”

秦懋保开着枪，头也不回地说：“不是！我命大着哩！你快下去报告团长，说我们一定能顶住。”

然而，秦懋保最终还是受了伤。七里坪战役结束后，秦忠在担架队找到了哥哥。白刃战时，秦懋保的右肩被敌人捅了一刀，冲锋时又被机枪击中了头部。看着哥哥远去的担架，秦忠嚎啕大哭。 兄弟一别，便是经年。直到解放后，秦忠才在家乡红安，再次见到已终身残疾的哥哥。

2、嘉陵江边巧计擒“舌头”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率领下向川黔边转移。为策应中央红军，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决定西渡嘉陵江。

初春的嘉陵江，笼罩在冷凝阴沉的雾霭中。怒吼的江水宛如野马奔腾，一泻千里。我军第一次偷渡失败后，敌人迅速调动川军各部到江边布防，从广元至阆中一线抢修工事，加强防守，并将沿江大小船只尽数烧毁，红军众部只得望江兴叹。

战事陷入僵局，如何找到敌人的防守弱点，成为当务之急。秦忠向师首长提议，“白天看不清楚，不如夜里派人过江，抓他个‘舌头’（俘虏）回来”。

一番商议后，这个建议得到采纳。副师长杨朝礼命秦忠带领一支12人的侦察小分队，清一色配备驳壳枪，身背大刀，周身挂满了手榴弹。他们连夜出发，活捉了敌人一个连长和一个哨兵。

回到师部，副师长杨朝礼抱着秦忠转了好几个圈，连声说：“好，好！没费一枪一弹，抓了两个俘虏，好！好！”

这次行动，使我军掌握了敌人的江防部署，为红军强渡嘉陵江立下了汗马功劳。

3、千佛山上挂了彩

强渡嘉陵江胜利之后，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等擅自决定主动放弃川陕根据地，全体红四方面军向西转移。 6月，红军在四川千佛山与胡宗南部队鏖战。千佛山上大雪纷飞，红军将士身着单衣，有的战士夜间睡着，就再也没有醒来。

战事进行到后期，我军处境愈加艰难，秦忠所在的交通队作为最后的预备队伍也上了一线。

“在反冲锋时，我带领交通队与敌厮杀，突然，我感到下身一麻，就昏了过去。”秦忠说，当他醒来时，已躺在医院，一颗子弹打掉了他的左睾丸。由于战况紧急，医疗条件太差，耽误了治疗，这颗子弹至今未能取出。  

93师是红四方面军中最后一支撤出北川的队伍，奉命为大部队转移争取时间。任务完成后，部队在匆忙中脱离战场，甩开胡宗南中央军，向西南转移。秦忠伤重不能行走，师长陈友寿向担架队下命令：“一定要把秦忠队长接回来。”

就这样，秦忠躺在担架上，汇入了红四方面军长征队伍的洪流。在毛尔盖，他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主席亲切地叫他“红小鬼”，还跟他握了手。

4、过草地终会师

根据中央决定，1935年8月，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分为左、右两支部队，准备踏过草地北上。秦忠随93师离开毛尔盖向西南方向进发。

草原壮美至极，亦残酷至极。这里没有走兽，没有飞鸟，只有死一般的寂静。迷雾茫茫中，战士们不知身在何处，更不知路在何方。脚踏着泥泞，一不小心就会深陷泥潭。秦忠眼睁睁看着两名战士陷了下去，战友们根本来不及救援，焦急地哭喊着他俩的名字，却见步枪也一点一点没入泥中。

一过草地，仅仅是这场征途中挑战的开始。随后，红四方面军二过草地、翻越夹金山、喋血百丈关、再次翻越夹金山和党岭大雪山，终于在三过草地后进入甘肃南部，一路北上与中央红军在会宁会师。

“在我的一生中，长征给我留下最难以忘却的记忆。”秦忠说，他忘不了血与火的战斗，雪山草地的苦难，冻死饿死的战友，“二过草地时，一位16岁的战士在牺牲前，强撑着把他兜里的最后一把青稞面喂进我嘴里。他是个孤儿，没有名字，大家都叫他‘扣娃子’，我在心里，这一生都把他当成亲兄弟。”

【人物名片】 方槐，原名赖芳槐，1917年生于江西于都，是参加过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并全程走完长征路的历史见证者。1949年3月任军委航空局处长，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航空公司经理、航校校长、师长、军长、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方老静静地坐在窗边，凝视着远方。近百年岁月的风霜洗礼，在他脸上刻下了一道道皱纹。

9月下旬，记者来到方老位于空军武汉指挥所虎泉干休所的家中，聆听方老的革命故事。

尽管听力和记忆都已衰退，看到记者在小黑板上写下“长征”“雪山”“草地”时，老人的眼睛亮了，一如当年那个雀跃着参加红军的15岁少年。

1、没有一枪高，小小少年当红军

方槐出生于穷苦家庭，父亲加入农民协会闹革命，让他心生向往。当儿童团团长、加入少先队，方槐从“红孩子”一步步长成小红军。

1931年，不满14岁的方槐得知红军正在招兵，兴冲冲去报名。接兵的同志看他还没有一支枪高，等他长大一些、长高一点，再参加红军。

“比我大一岁多的表哥很幸运，被接兵的人收下了！”回忆起这段过去，方槐眼中仍满是羡慕。

1932年，方槐的家乡再次“扩红（扩充招募红军）”。当年1月，他终于如愿。

1934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即将踏上漫漫征程。此时，方槐已从红五军团转入红一军团，担任军团野战医院政治处俱乐部主任。一天，红一军团行进到方槐的家乡银坑圩附近。他获准回家两小时探望家人，来不及吃晚饭，就匆匆归队。

“什么时候能再回来？”分别时，母亲拉着他的手问。

“打了胜仗后，再回来看你们。”17岁的少年斩钉截铁地说。

一别经年。母子再次团聚，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

2、爬雪山时，一块石头救了命

在红军这所大学校里，方槐成长很快，长征出发前，已是名“老兵”了。

长征中，方槐多次担任“收容队”队长。方老回忆，虽然不在一线打仗，但收容队的工作并不轻松。除了检查各单位的群众纪律、督促掉队人员跟上部队外，还要抬担架。

过草地前，上级规定每人最少准备十斤干粮，方槐所在的宣传队分成几个小组筹粮。方老说，这些“干粮”，有的是遗留在田里的青稞残品，有的是在山里采集的野菜、野果，过草地时都成了“保命粮”。

“看似平静的草地，实际上暗藏着凶险，许多泥潭好似一块豆腐，人一站上去就往下沉。”战友牺牲的情景，方槐终身难忘。军团政治部的炊事班长，挑着炊事用具，先于队伍前行，待大家看到时，他已大半个身子沉入泥潭，想救也来不及了，最终被污泥腐草吞没。

工作人员范辉介绍，方老曾提起过，爬雪山时走着走着睡着了，后来踢到一块石头疼醒了，“幸亏疼醒了，很多小战士睡着了就再也没有醒来”。一次行军途中，敌军的一颗炮弹在方槐不远处爆炸，炸起的土几乎把他埋掉。

方老的大女儿方蕾说，历经炮火、苦难的洗礼，父亲坚强而乐观，一辈子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或坎坷，都以苦为乐，一笑置之。

3、长征中的《党证》，他保存至今

方老家中，有一本全家人视作珍宝的物件——方老的《党证》，那是1932年7月4日，由时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签发的。这本《党证》跟随方槐走过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他拥有的唯一能够见证和亲历长征的纪念物。

方蕾介绍，这本党证还凝结着父亲和战友陈鹤桥的一段战友情。

两人是红十五军团的战友，当时方槐在政治部做青年工作，陈鹤桥是政治部的文印科长。1937年底，方槐被遴选赴新疆学习航空技术。临行前，陈鹤桥送给方槐一块银元做纪念，方槐则把自己的《党证》和一张半身照片交给他保管。

1949年底，两人时隔11年在重庆相遇了。见到老友，陈鹤桥把《党证》和照片交还给方槐。

方蕾说，父亲一辈子信党爱党，信仰坚定，住院也坚持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带到病房来看，有空就写学习笔记。

在原武汉军区空军，参谋们这样评价曾担任副司令的方槐——没架子、好脾气、关心人。身居高位，方老从不让家人“沾光”。方蕾至今记得，当年，由于父亲“做工作”，她两次将单位分给自己的房子让给战友。方老对自己很抠门，前几年手脚利落时还自己补袜子，但为困难群体捐款却出手大方。

4、实弹受阅，聂荣臻采纳他的建议

1949年10月1日凌晨5点，时任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长的方槐和战友到达北京南苑机场待命。开国大典上，他们组成飞行编队，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16时许，方槐率领的3架教练机编队飞临天安门上空，全队推、拉机头三次，代表人民空军向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致敬，向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致敬。

 

“从接到受阅任务到开国大典，只有不到40天！”方老回忆，这次任务是时任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当面布置的。接到任务后，方槐连夜起草受阅计划。

方槐还向聂荣臻建议：鉴于全国尚未完全解放，时有国民党飞机骚扰事件，受阅的飞机最少有4架带实弹，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熟悉飞行阅兵的人都知道，受阅飞机禁止带实弹。开国大典受阅飞机带弹飞行，这在世界阅兵史上是少有的。方槐的这一建议，最终被采纳。

【人物名片】 张焕潮，1917年出生于湖北红安，1932年5月参加革命。解放后，历任湖北日报管理科长、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教育工会武汉大学委员会第十届委员会主席等职务。1984年11月离休。

“我不知道那位同志叫什么名字，但我永远记得他的救命之恩！”15日下午，回忆长征中的点点滴滴，99岁的张焕潮几次哽咽，不得不停下话头，将目光望向前方，平复心情后，再继续与记者谈话。

1、“白色恐怖”下投身革命    

1927年初，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兵开始在张焕潮的家乡黄安县（今红安县）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    

大别山区一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1930年端午节上午，张焕潮放牛回家的路上被两个国民党兵抓住，严刑逼问他“苏维埃主席在哪里”。张焕潮宁死不松口，趁着二人不注意滚下池塘，从对岸往家里跑去。    

国民党兵很快追了过来。他和父亲逃到山里里躲了起来，他的母亲、哥哥、三舅和30多位乡亲却都被抓走了。白匪临走时留下话，限三日内，要他父亲前去换人。    

他的母亲和乡亲们在监狱里受尽酷刑，好几人被打死。后来才知道，这场无妄之灾，竟是因为他父亲的名字“张德赤”和黄安县张石河村苏维埃主席“张德织”发音相似。    

误会澄清了，白匪却没罢休，三天两头搜山围剿，张焕潮一家躲进深山。    

白匪的暴行，激起了老百姓的仇恨，当地农民踊跃参加红军、赤卫队。    

1932年5月，张焕潮瞒着父母，加入了革命队伍，后来被调到红九军军部守电话。

2、尸体堆里抢修电话线    

红安县七里坪战役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向皖西方向挺进，张焕潮挥泪告别病重昏迷的母亲。    

1933年初，部队辗转进入四川境内，开辟了川东北革命根据地。10月，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限3个月内将川陕边区红军肃清。刘湘调集20万兵力，分六路围攻红军。红军迅速展开反击，于第二年秋天掌握主动权。在武隆县长坝镇，红九军兵分两路追击刘湘残部，张焕潮和另外两名电话员被留在长坝镇建立通信联络站。    

长坝镇位于万源县城西南60公里，联通长坝镇到万源县城的是一条陡峭的山路，要修复电话线，必须沿着这条路走一个来回。国民党部队溃逃时，沿途的男女老幼尽数惨遭屠杀，尸体被随地丢弃。“我每天就在这些尸体堆里跨来跨去，心里充满仇恨。”张焕潮说。    

11月中旬，川军勾结当地土匪，向长坝镇发起袭击。张焕潮和两位战友抱起电话机逃出驻地，途中，一名战友重伤一人牺牲，张焕潮躲在乱石间，逃过敌人的追杀。    

敌人走后，张焕潮取出电话机，与红九军政治部取得联系。“我夜里摸黑接通了五条线路，一通宵在死人堆里爬来爬去，一天两夜没有吃一点东西，身上的衣服湿了干，干了湿”，张焕潮说。

3、雪坑中，牺牲战友的身躯救他一命  

一九三五年八月，长征途中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路军和右路军，兵分两路向甘南进发。    

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红四方面军被迫在雪山草地中来回拉锯。1936年2月，部队再次被迫从天全、芦山撤出, 来到夹金山脚下。当晚，张焕潮接到军部电话，要连夜翻越夹金山执行任务。     张焕潮说，同行的还有一位参谋、一位通信员，参谋走在前面，通信员走在中间，他殿后。夜行在荒无人烟的旷野之中，三人埋头赶路。    

张焕潮个子矮小 , 除了自己的行李、干粮袋外 , 他还背着电话机和两节大电池。在终年积雪的山脊鞍部，他掉了队。连日的行军，将山路上的积雪踩成了坚冰，他小心翼翼地走在上面，摔倒了好几次，最后掉进了山沟的雪坑里，大半截身子埋进雪中。    

“我只穿着单衣，脚上是草鞋。一掉进雪坑 , 顿时觉得寒气沿着腿往上升，透心凉。”张焕潮说，他用力扒开前方的积雪，突然，眼前出现一个军锅的底部，军锅用绳子绑在木架子上，他再往前扒，扒出一个人的头！头上还戴着军帽。从军帽来看 ，他应该是红四方面军的炊事员。    

张焕潮看不见这位战友的脸，他的下半身和军锅下半部全埋在冰雪中，和冰雪融为一体。强忍着悲痛，张焕潮抓住军锅上面的绳子，用力往上攀爬，终于从沟里挣扎了出来。

“我们的大会师，轰动全球！”19日上午，武汉市青山区一间普通的民宅里，老红军江勇向记者讲起长征故事。兴致来了，还会唱上几句军歌。硬朗的身板、坚毅的神情，很难想象眼前这位老人已是97岁高龄。

上午参军，下午参战                 

江勇原名蒋长兴，出生在四川阆中蒋家湾贫苦农家，6岁起就给地主家当放牛郎。        

“当年四川军阀割据、战乱不断，穷苦人家受尽了地主恶霸的欺压。”江勇小时候暗下决心，有朝一日要打倒地主恶霸，让穷人翻身。        

11岁时，父亲把他送到理发铺当学徒。3年后，因为交不起学徒费，他回到蒋家湾。“刚好碰到红军打仗经过阆中，我终于见到了这支队伍。”江勇说，在理发铺听说了不少红军故事，知道红军是穷人的救星，一直心怀崇敬。1933年5月，他和7个老乡一起参加了红军。        

“上午参军，下午就在嘉陵江边打仗了，一刻没闲着。”江勇说，加入红军到新中国成立，16年多时间里，他一直冲在战争前线，与枪炮为伍，是一名“实打实”的战士。

长征路上，7位老乡全部牺牲        

1935年3月，江勇随红四方面军长征，经历了三次爬雪山过草地。        

第一次过草地时，年长的战士让“小鬼”江勇牵一只羊。因为缺乏经验，江勇把腿上的绑带拿来栓羊。“结果后来羊跑了，绑带也没了，我可吃了大亏呀！”江勇说，赤脚走在草地里，腿上糊满泥巴，时间长了泥巴干裂，把皮肤也撑破了，鲜血直流，那真叫一个痛。        

“爬雪山，上山容易下山难。很多年轻战士没经验，想滑着下山，往往控制不住钻进雪堆，牺牲了。”江勇说，滑下山的方式导致行军路线结冰，变得光滑无比，战士们连站都站不稳。很多人体力不支，想在原地稍作休息，坐下去，就再也起不来。冻死的战士们身体僵硬后，在雪山上形成一个个“人坎”，活着的战友们趴在地上，把“人坎”当做台阶，才能一步步挪下山。        

长征过程中，最让江勇感到心痛的是，每天都有战友在身边倒下，或因伤病、或因饥饿。“我的老乡们怎么样了？”胜利会师后，江勇打听7个老乡的下落，得到的消息却是，他们全部牺牲在了长征路上。

5次中弹，3块弹片永留体内        

见证江勇戎马一生的，除了老人卧室墙上满满一相框的勋章外，还有他身上的十多处战伤。         “我一共受过5次枪伤，挨过2次炮弹轰炸，现在左肩和后背还有3块弹片没有取出来。”谈起自己的“负伤史”，江勇显得很淡定。        

第五次反“围剿”，红四方面军与国民党刘湘部队发生激战，江勇被子弹打中颈部失去知觉。战友们把他抬上毛驴，毛驴竟神奇地走回战地医院，江勇因此得救。长征期间，他在四川阿坝和甘肃腊子口两次被子弹打中，所幸伤势不致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江勇又分别被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击中受伤。        

“牺牲了多少革命先烈才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啊！”江勇动情地说，“希望所有中国人都能牢记过去的苦，珍惜今天的甜，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责任编辑 骆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