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换届之年来临，就是贿选的高发之年。从实官到虚官、从自己出钱到他人出钱、从隐蔽到公开、从打通一个人到打通朋友圈等……近十年我国贿选现象值得警惕！

2016、2017两年是省市县乡四级领导班子换届之年，中央着力严肃换届纪律。自2016年8月底开始，全国各地陆续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辽宁拉票贿选案查处情况及其教训警示的通报》，各地也积极行动起来。

贿选是政坛的“毒瘤”！

贿选，俗曰“买票”。虽然“拉票”和“拜票”较为常见，但仅限于演讲、游说等形式，直接用“钞票换选票”则是绝对触及底线的行为，贿选代表、委员更是十足的丑闻。

买官卖官在历史上是政府操盘的，是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降低农民负担。说到卖官鬻爵，不能不提到历史上的国家行为。自秦汉以来，在遇到财政危机时，或由于战争而军费告绌，或因为灾荒而财政拮据，历代政府都曾公开进行标价卖官。发展到清代，形成了一种制度，称为“捐纳”。这种做法受到有识之士的指责，认为有损政府形象，使一些有资财而无才能者充斥官场。东汉灵帝时，宦官张让、赵忠怂恿灵帝卖官鬻爵，时任九卿的崔烈以500万钱买了司徒之位。雍正时，四川知府程如丝以银6.6万两、金900两贿赂四川巡抚蔡珽，得以擢升为四川按察使。

因此，从历史上来看，政府在困难时稍微卖一点官，可以解决财政困难，降低农民负担。汉初，汉文帝有一个伟大之举，那就是减免农业税，先由“十税一”减至“十五税一”，后听从晁错建言，全部免除，“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十三年后，景帝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免税十多年，财政收入从何而来？那就是卖官鬻爵。但是一旦泛滥，特别是高官私自卖官，则贻害无穷。

经过封建时期、民国时期，可以说小规模卖官的历史已经翻过去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是决不允许贿选或者买官卖官的。但是，偏偏有一小撮人乐此不疲，成为中国政坛的一大毒瘤。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买官者还是卖官者都将面临惩罚，最终成为反腐败的对象。

我国贿选案件六大特点

通过分析目前已经公开的贿选案件，可以发现，每当换届之年来临，就是贿选的高发之年。找出近十多年贿选的特点，有利于防止贿选案件的再发与高发。

一是从基层到中高层

最早的选举主要在基层，因此，要想当村长，就看谁给村民的好处多，给多者才有当选的把握，不论富裕还是贫穷的地区都存在贿选情况，农村“熟人社会”或者“半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特征，不仅使贿选成本更低廉，而且加大了贿选认定的难度。在有的村，候选人会提前给选民打招呼，甚至发钱，一人两三百，有的五六百。比如辽宁沈阳市苏家屯区郭某为了当选村党支部书记，就拿出12000元向11名党员拉选票。

村官贿选之后就是乡官、县官、厅官贿选。2011年10月19日四川南充市委五届一次全会前，时任仪陇县委书记的杨建华挪用公款80万元，自己出面或安排下属，向部分可能成为市委委员的人员送钱拉票，通过拉票贿选当选市委常委。

但是，随着党的十八大以来公布的贿选案件，我们无比痛心地发现，有的中管干部也像村干部一样送“红包”。2016年6月2日，中央纪检委通报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阳被“双开”并移送司法。王阳被指在2013年第十二届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时涉嫌贿选。9月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辽宁45名全国人大的代表因拉票贿选当选无效。

二是从实官到虚官

历史的买官卖官称为“卖官鬻爵”，分为实官与虚官（爵位）。实官就是有实际的人财物支配权的官员，买官所费可以通过以权谋私来补偿，而后取得更多的收益。虚官就是一种名分。笔者认为可以把图谋“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为虚官，私人老板有了这些保护伞，也是有利益的。

较早的代表性贿选发生在山西。2000年12月，运城市人大代表选举中，运城下辖河津市共有21名候选人给河津市人大代表送了钱物，总金额101万余元。有123名河津市人大代表收受了钱物。

党的十八大刚结束，2012年12月28日至2013年1月3日，衡阳市人大选举省人大代表，527名市人大代表中的518名连同68名大会工作人员，收受56人共计1.1亿余元钱物以助其当选省人大代表。2013年1月，邵阳民营企业家黄玉彪网络实名举报，在邵阳市选举湖南省人大代表中存在贿选。他给9个县市代表团送钱，依照代表的名额按每名代表1000元的标准送出320份。

这些年来，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辽宁的全国人大代表贿选案。2016年8月25日前后，辽宁曝出包括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在内的多场选举存在贿选，该省超过1/10的本届全国人大代表被查出存在贿选问题。10%的比例未免过高，从买官卖官发展到买卖代表，不可思议。

三是从自己出钱到他人出钱

一名反腐专家说，买官者的资金来源主要分为四种，一是借钱买；二是贷款买；三是拉赞助买，即让一些民营企业大老板帮忙掏钱买官；四是挪用公款买。比如在湖南，2011年至2012年间，株洲市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谢清纯为谋求职务升迁，先后安排两名在醴陵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私营业主筹资700万元用于“疏通关系”。2012年5月，醴陵市原市委书记蒋永清为谋求职务升迁，请上海胡某为其帮忙，并要在醴陵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私营业主袁某帮其向胡某汇款人民币200万元用于“疏通关系”。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

四是从隐蔽到公开

在早期，买官卖官还有点不好意思，随着时间的推移，搞得路人皆知，也就成为半公开的事情了。比如，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刘卓志，曾任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盟委书记。86次收受贿赂817万元，他最早的卖官交易起于2003年。茂名原市委书记罗荫国也是如此。广东省纪检部门立案调查罗荫国的当天，即赴他家里取证。办案人员惊讶地发现一个还未拆封的信封。仅仅几天前，为能提拔为茂港区区长而“跑官”的茂港区常务副区长谭某刚送上约30万美金的贿金。信封里赫然附着谭某的简历和名片。窝案爆发前的几年里，茂名买官卖官成为官员中半公开的秘密，民间甚至流传着从科长数十万元至副市长数百万元的“价目表”。时任茂名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倪俊雄利用提拔使用公安系统干部的机会卖官敛财。其特点是小到两三万，大到上百万，大小通吃，来者不拒，甚至还采用了“相同条件下价高者得”的荒唐逻辑。

五是从打通一个人到打通朋友圈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省反腐力度之大备受瞩目，其厅官落马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广东查处厅官的数字分别为2013年38人、2014年95人、2015年170人。其中，都有广东省委组织部原副部长林存德的身影。检察机关的表述是：林存德在干部提拔等方面涉嫌受贿折合人民币2400万元。案发后，他主动交待了办案机关未掌握的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让买官者纷纷落马，成为“反腐功臣”。

除了对书记、部长行贿之外，还要对有投票权的朋友圈行贿，这个数字就大了。比如，时任仪陇县委书记的杨建华在2011年10月中共南充市第五次党代会期间涉嫌“公款拉票贿选”，一张票最高达到了20万，最低为5万元。南充“贿选”案涉案人员达477人、涉案金额达1671.9万元。

六是从官到学

最典型的就是张曙光“跑院士”。2013年9月，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运输局局长张曙光涉嫌受贿案庭审中，对于检方指控的受贿4700余万元，张曙光自陈其中的2300万元“是为了参评院士，需要花钱”。近日发生的一件事也属于此类性质。2016年6月30日，初评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审通过项目向社会公示后，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接到实名举报，称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某候选项目完成方存在请托评委的行为。经认真核查，证实这个项目第一完成人电话请托评委的情况存在，最终取消了这个项目的获奖资格。

重点：如何整治？

一是弘扬官德文化，从内心抵制贿选、买官卖官。中国官员众多，仅靠法纪、查处等外力，效果是有限的，要触动官员内心的廉洁自觉性。官德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最初萌芽可追溯到尧、舜时期。西周统治者提出了“以德配天”、“明德慎刑”思想，孔子通过继承并发展，形成了系统的儒家“德治”理论体系，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极力提倡“为政以德”与“为官以德”的德治学说。

古代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官德规范，主要内容有公忠体国、以民为本、立身持正、勤勉尽职、严谨谦让、清正廉洁等方面。用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干部的官德，就是要用“孝悌”文化建设官德，用“忠信”文化守住官德，用“礼义”文化护住官德，用“廉耻”文化保住官德。弘扬官德文化，要从本土教材入手。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进行座谈，强调“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许多政绩彪炳的政治家，如欧阳修、王安石、包拯、寇准、于成龙等人，无不受益于此。

二是以案说法，充分发挥警示作用。可以把一些案例通过讲座、展板、文章等方式广而告之。比如，东莞市人民检察院组织“换届防贿选”宣讲团，阐述贿选的含义、特点、诱因、危害，结合东莞实际分析涉农职务犯罪现象和预防对策，告诫相关干部要守好党纪国法“双红线”，努力做一名新时代的“四有官员”。

三是通过互联网实现广覆盖。东莞市人民检察院聘请广告公司专门设计有着东莞元素的宣传海报，并印发给全市32个镇街和相关单位；编辑“防贿选”内容短信发送给全市公职人员，警示候选人端正参选动机，远离职务犯罪；挑选显眼位置粘贴防贿选标语，营造风清气正的选举氛围。

四是以法纪保障选举。各地在换届选举过程中，要广泛宣传《选举法》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相关知识，并向群众发放联系卡，引导群众通过举报电话、检务公开平台、视频接访系统对拉票贿选、买官卖官、权钱交易等破坏选举的违法行为进行举报。

来源：人民论坛网、《人民论坛》杂志

（责任编辑 周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