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广西南宁网民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留言，建议禁止中小学收集家长工作单位和职务信息。南宁市委办公室回复称，家长民族、工作单位和职务等信息不是必填项，家长可自愿填报。

这已经不是一地网友做出类似留言建议了。此前，针对网友建议“禁止中小学幼儿园收集家长工作单位和职务等信息”的留言，北京市教委回应称，“正在研究取消父母职务信息的收集”，且“该信息只用于学籍管理，严格保密，不对普通教师公布”。

对于网友的留言建议，社会舆论的看法不一。

有的认为，中小学幼儿园收集家长单位和职务等信息，也有积极的作用，比如学校、教师可了解孩子的家庭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教育要因材施教，就要了解孩子更全面的情况。如果禁止学校收集学生的家庭教育情况，那怎么帮助留守儿童、流动儿童，以及有家庭经济困难的贫困家庭学生?

反对者则认为，收集学生家长的职务信息，有可能导致学校老师“嫌贫爱富”，区别化对待家里“无权无势”的学生。近年来，有媒体就曾报道，有学校利用各种方式收集掌握学生家长信息，然后委任“有权有势”的家长为家委会委员，或者给“有权有势”的家长发出向学校捐赠物资的信息。

后一种意见，有占据上风的趋势。但是，假使按照这些家长的意见，真的取消收集家长的信息，就可能出现学校完全不掌握学生们家庭教育情况的新问题。比如，有教师在教育学生时，因为不知道孩子的父母是做什么的，而无意中说了伤到或刺激到孩子的话，那么到时候舆论又会发出质疑：为何教师在教育学生时，不先了解好学生的家庭情况？

于是，也有人提出折中办法：不进行统一收集，但根据具体需要，了解特定学生的家庭情况。比如，为便于帮助留守儿童，可以登记这部分学生的信息，或者还可以通过大数据了解学生的真实情况等。但是，如果有针对性地收集某类学生的信息，则又会涉及侵犯学生隐私；一旦真的涉及大数据，学生的家庭信息也必然会被学校知晓。

可以说，收集与不收集家长职务信息，都将有各自的问题。所以，问题不在于收集，而在于信息怎么使用。

对于“学校与教师滥用收集的信息，不是用于更好教育学生，而是去谋取利益，制造新的不公”的质疑，根源在于学生家长并不信任教师、学校，家校关系并不平等，未形成有效的家校育人合力。

如果家长充分信任学校和教师，并不会怀疑学校收集信息是为了区别对待学生和学生家长。但现在却有越多越多的家长质疑此举的合理性、合法性，担心收集家长职务信息会影响教师公平对待学生，反映出家校关系的异化。在不少家长眼里，学校和老师是“势利”的。

解决这一问题，既不是教育家长要信任学校、教师，也不是简单地将收集信息的做法一取了之，而是要构建家校信任关系。这就要推进学校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进行现代治理，赋予家长监督权、评价权，让家校关系平等，以此确保收集来的家长信息只能用于更好的教育管理、学校管理与学生服务，而不是用来歧视学生。

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建立能发挥作用的家长委员会。可以说，没有建立真正的家长委员会，有效发挥家长委员会的作用，是出现当前家校矛盾、家校不信任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意思的是，近年来也出现不少家长呼吁取消家长委员会的建议，他们质疑家长委员会变为了“权势俱乐部”，这也同样是因为学校没有建立现代学校制度。

现代学校制度框架中的家长委员会，应该由全体家长选举产生，并独立开展工作，家长委员会的主要职责，首先是监督学校办学，其次才是为学校办学提供力所能及的资源支持，比如做家长“义工”。

成立这样的家委会，就可以帮助家校处于平等地位，家长不必担心学校老师对学生进行歧视，如果有教师对学生有歧视行为，家长可通过家长委员会维权，由家长委员会向学校教师委员会反映情况，督促教师委员会展开调查、做出处理。对于教育部门、学校收集的家长信息的使用，家长委员会可共同参与确定其使用范围和使用办法，并监督实施；对于违规使用信息，侵犯学生合法权利的做法，可及时叫停并追究责任，这就构建起了真正的“家校共育”关系，增进家校的互信，而不是不信任与焦虑。

（来源：人民网评微信公号 责任编辑 张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