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位于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北，全省河流纵横交错，共有1193条（长江、汉江在外），外省流入我省的过境客水达6700亿立方米，给湖北带来了丰富的水资源，我省还号称“千湖之省”。由此可见，湖北是一个与水结下不解之缘的地方。水是变化无常的流体，给人类带来的祸福参半。管好流经湖北的长江和汉江，化害为利，造福于民，从来都是主政湖北的地方官的重要事务。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注重治水的传统一直保持下来，张体学就是一位以治水闻名的地方官。

1954年长江发生了百年未有的特大洪水，4月至6月大雨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雨量在500毫米以上。雨量集中地区，三个月降雨1300余毫米，较常年同期多两倍左右。超过 了1931年历史最高洪水1.45米，不仅峰高量大，而且高水位持续时间长。其中从7月中旬到9月中旬，超过历史最高洪水位28.28米的时间为52天，当时是长江与汉江同时告急。面对滔滔的洪水，担任全省防汛指挥部指挥长的张体学提出了“全面防守，重点加强，水涨船高，人在堤在”的口号。千里江堤上哪里有重大险情，他就在哪里指挥排险。由于江水已经淹没了武汉的最高水位线，江堤险情迭出，荆江大堤危在旦夕。为了确保重点堤段，确保武汉、黄石等工业基地的安全，尽可能减少损失，采取了有计划地主动破堤分洪的非常措施。先后在长江的上百里洲、上车湾、朱家码头、潘家湾、梁子湖和汉江五支角、禹王官等处扒口分洪，有效地控制了洪水涨率，使重点堤段能集中力量，争取时间，进行加高加固。为确保荆江大堤的安全，荆江分洪工程先后3次开闸分洪，分洪总量达125亿余立方米，降低了沙市水位最大值0.96米，保住了荆江大堤，减缓了武汉洪水的上涨速度，但造成的经济损失仍然是巨大的，江汉平原的洪湖地区、东荆河两岸一直到武汉市区周围湖泊一片汪洋；荆江分洪区及其备蓄区全部被淹；全省淹没耕地1313万亩，受灾人口538万；京广铁路约100天不能正常运行。

洪水过后，张体学到灾区布置救灾事宜。在灾区，随处可见坍塌的农舍，淹没的庄稼，背井离乡的群众。痛定思痛，他更加坚定了根治湖北水患的决心。当“一五”计划的重点水利工程汉江杜家台分洪工程建成时，他写了一篇题为《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的文章，强调决不能满足已获得的成绩。为了根治水患，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我们不惜付出辛勤劳动，真正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

1956年，张体学担任湖北省省长。根据湖北的省情，他对湖北水利工程提出了“全面规划，综合治理，统筹兼顾，局部服从全局，依靠群众，勤俭治水”的原则；在安排兴建一批中、小型水利工程之后，他又提出在湖北东部、中部和西北部修建白莲河水库、漳河水库、丹江水利工程三大项目。每一处坝址的选定，他都要亲临现场勘查，了解情况，全面听取意见。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王任重在回顾湖北的水利建设时高度评价张体学的成绩，他说：“湖北修水利，先念同志在时，先念同志抓。先念同志走了以后，主要是体学同志抓。他是最大的积极分子……我们湖北省所有的大水库，所有的大河流，所有的大水利工程，他没有哪一个地方没有跑过，没有哪一个地方不亲自看过，有的地方跑过好多次。他不用地图，哪里是什么情况都可以说出来。我们搞建设就要有这样一个干劲。”这一时期，张体学费力最多，用心最勤的是在汉江修建丹江口水利枢纽。

汉江是长江最大支流之一，全长1542公里，干流总落差约1800米，水能蕴藏量约330万千瓦。汉江流域内雨量充沛，经流丰富，江汉平原地势平坦，湖泊棋布，沃野千里，素称“鱼米之乡”。汉江中上游洪水峰高量大，来势迅猛，下游河槽狭窄，渲泄能力低，加之受长江水位顶托，每遇洪水极易成灾，洪枯变幅很大。每到汛期，江水出丹江口峡谷后直泻而下，造成中下游两岸严重的洪涝灾害。据史料记载，自1931年至1955年的25年中，溃口成灾就有15年，并且每次灾害损失惨重，洪、涝、旱灾不断发生。为了根治汉江、化害为利，张体学多次向中央提议修建丹江口水利枢纽。1956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就拟定丹江口水利枢纽为治理开发汉江阶梯工程中的第一个工程。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同意兴修丹江口水利枢纽，并纳入第二个五年计划内施工。并指示：“由于丹江口工程条件比较成熟，应争取在1959年作施工准备或者正式开工。”消息传来，张体学兴奋异常，随即邀请有关专家实地勘查，对坝轴线、坝型、坝高、工程功能等提出初步意见。6月份，湖北省委、省政府宣布成立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委员会，张体学担任指挥长。1958年9月1日，举行汉江丹江口工程开工典礼，在开工典礼仪式上，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兼汉江丹江口工程委员会主任张体学同志作了总动员。从此，他经常用“生在汉江，老在长江”的口号与同志们共勉，要求湖北的水利工作者通过兴建丹江水利枢纽征服汉江，积累经验、锻炼队伍，然后进军三峡，治理长江。

作为一省之长，张体学政务繁忙，但为了抓紧建设丹江口水利枢纽，他经常是白天在省政府处理公务，晚上坐汽车去丹江口。当时丹江口有10万民工，工地上到处是热火朝天的景象。从1958年9月1日工程正式开工，到1959年5月1日第一期围堰基坑开挖完成，张体学绝大部分时间住在丹江口工地，现场领导指挥施工，他经常和民工一起挑土抬石，许多民工见了他都要亲切地呼一声“张省长”。他的办公室就设在一只挖泥船上。1959年春节，张体学在工地上与民工一起欢度节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前去视察，曾风趣地对他说：“体学呀，你到底是省长还是库长啊？”

1961年，大坝浇筑的混凝土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有人提出工程要下马。张体学闻讯后连夜赶到丹江口，与工程技术人员一起检查事故的原因，随后又带队去国务院汇报，请求保留工程项目，并保证质量问题按原定标准予以补救。1964年，张体学给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写报告，请求国家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对丹江口工程进行安排。在此前后，适逢毛泽东主席视察武汉，张体学向毛主席汇报了丹江口工程问题，毛主席说：“听你的意思是要继续干，那你去找总理好了！”由于周总理的关心和支持，当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张体学的报告，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当丹江口水利枢纽的第一号机组于1968年10月1日正式发电时，张体学亲往主持典礼仪式。丹江口水利枢纽后来成为一座以防洪为主的水利工程，防洪标准可达百年一遇，初步解除汉江中下游近500万人口、800万亩耕地的洪水威胁。自1968年蓄水发电以来，发生入库洪峰大于1万立方米每秒的洪水共50多次，其中15次全部拦蓄，有近30次削减洪峰50%以上，大大减轻了汉江中下游洪涝灾害。除防洪外，还兼有发电、灌溉、航运、养殖、旅游等，是开发利用效益最好的大型水库之一，同时为葛洲坝和三峡水利工程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丹江口水库是我国“南水北调”中线方案的重要枢纽。

丹江口水利枢纽发电后，身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的张体学就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专家一起到宜昌勘查，研究开发三峡的问题。他们一行乘船逆江而上至香溪，又顺流而下返回宜昌，来回数次，认真考察研究，并制订了初步方案。1969年10月，毛主席视察湖北，张体学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请示中央批准上三峡工程。此前中苏发生边境冲突，毛泽东认为在冷战的格局下，世界大战早晚要打起来，为此正在布置抓紧建设大三线。于是，他对张体学说：“现在要准备打仗，你脑壳上顶200亿方水，怕不怕？”鉴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不宜上三峡工程，张体学经过反复酝酿，提出了兴建葛洲坝工程的设想和成立鄂西北水利工程指挥部的建议。葛洲坝地处宜昌市西陵区北端，上距三峡工程坝址38公里。张体学之所以提出先修葛洲坝水利枢纽的方案，一来此举可以缓解湖北和周边邻省用电紧缺的状况，二来可为下一步兴建三峡工程作实践准备。为此，他亲自到北京向周恩来总理和其他领导汇报，终于得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批准。事后周总理曾在国务院一次会议上说：“上葛洲坝工程，最积极的就是张体学同志。”1970年12月30日，葛洲坝枢纽工程正式开工，张体学担任工程指挥部指挥长。葛洲坝基础工程开工后，前来参战的有三个民兵师、一个基建工程兵师，共计10万大军。为了保证基础工程的顺利进展，张体学坐阵现场指挥，协调人力和物资。当时正是动乱时期，有人攻击张体学“只抓石头，不抓人头”。张体学理直气壮地进行回击：“生产与革命、政治与经济是辨证的统一，不能一提生产就是不突出政治。水利建设是百年大计，我们要搞，子孙后代还要搞。”

新中国成立后，湖北水利建设经历了除害兴利、由治标到治本、由单一治理到综合利用的发展过程，张体学省长为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湖北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原载《湖北档案》200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