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拟通过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央历代领导集体的精心指导和全国军民的合力支援下，中共湖北省委把治理江河水患视为“湖北天大的事”，领导全省人民年复一年兴水利、除水害的基本历史过程，概述湖北水利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总结湖北水利建设的特点和基本经验，以及所获得的重要历史启示，从而充分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愧为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新局面的核心力量。

水利资源丰富和水患灾害频繁，是湖北的基本省情之一。千百年来，除水害，兴水利，成为湖北人民的世代梦想和历史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治理(长)江河(汉水)水患，开发水利资源，又成为考验中国共产党及其地方组织执政能力的重大挑战。在中共中央历代领导集体的密切关注和精心指导下，中共湖北省委、省政府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把治理和开发江河资源作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基本政策，提到重要议事日程，组织和领导人民坚持不懈地进行水利建设，连续战胜1949、1954、1998年等特大洪水，创造了60年安澜伏波的人间奇迹，锻造了伟大的抗洪精神；兴建荆江分洪工程、丹江口水利工程和三峡工程等特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完成了根治长江、汉水的历史重任，实现了“高峡出平湖”的世纪梦想；积累了科学治水的宝贵经验，探索和获得了以人为本、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历史启示。从一定意义上说，新中国湖北省社会进步与经济繁荣的历史，就是一部治理水害、开发水利的创业史，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开拓进取、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和时代精神。

一  湖北水利事业发展的主要历史阶段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自古以来，湖北一直是长江流域防汛斗争的主战场。湖北的水利建设，不仅关系到全省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还影响到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建设。建国以来，中共湖北省委、省政府始终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社会事业的高度，思考湖北的防汛斗争和布置水利工作，坚持把防洪保安全放在首位，妥善处理治理和开发这对基本关系，同时抓住影响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突出问题，制订和实施各个不同时期水利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和工作重点。60年来，湖北水利事业经历了前后相承、层层推进、全面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构建水利建设框架，抗击五四年特大洪水

1949年夏，人民解放军向江南胜利进军之际，凶猛的长江洪水便给刚刚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提出挑战。这年7至8月间，长江沙市站、汉口站水位，分别超过和接近历史最高洪水位。在领导全省军民取得防汛救灾斗争的初步胜利后，中共湖北省委连续召开全省农林工作会议和水利工作会议，确定水利工作方针以治河为重点，实施“挡、排、蓄”的建设方针。挡，就是筑堤防水；排，就是排除渍、涝；蓄，就是修塘筑堰。①它成为湖北省建设防洪、排涝、灌溉三大工程体系的开端。根据这一指导思想，湖北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用三年时间对荆江大堤进行以扩大堤身断面、改善堤质为主要内容的整固工作，使其破旧的面貌得到初步改变。

湖北在长江流域至关重要的抗洪地位，引起中央领导人的高度关注。1950年，中共中央在武汉成立长江水利委员会(后改称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简称长委)，责成其有针对性地寻求解决长江上游洪水来量大与荆江河床自身安全泄量小的矛盾。当年8月，长委提出《荆江分洪初步意见》，建议中央修建荆江分洪工程，作为治理长江水患的第一个重大措施。1952年3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做出《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随即，省委、省政府组建了30万的建设大军，仅用75天就完成了荆江分洪主体工程建设。

荆江分洪工程竣工的第二年，长江发生全流域特大洪水，其中湖北洪水总量相当于1931年和1949年大洪水的总和。1954年6月25日，湖北省委召开防汛紧急会议，确定“全面防守，重点加强，确保在规定的保证水位以内不溃口”的防汛目标，明确要求防汛救灾抢险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②湖北总数约130万防汛军民，在全国人民的关心和支援下，经过105天的奋战，最终战胜了此次特大洪水。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湖北人民取得的第一次战胜百年一遇特大洪灾的巨大胜利。③

在平原湖区取得抗洪斗争的初步胜利之后，从1955年开始，中共湖北省委、省政府把水利建设的重点转向山区和丘陵地带，制订“全面规划，综合利用，统筹兼顾，局部服从全局，依靠群众，勤俭治水”的方针④，掀起了为期十年大规模兴建山谷水库的高潮。截至1966年，全省兴建水库486座，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958年动工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它是根治汉江水患的关键性工程。

第二阶段：由治标向治本转化，实施治理水患的综合举措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在多次视察湖北时，反复强调根治江河水患不能仅就治理荆江着眼，必须综合考虑远景与近景，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坝，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等诸种关系。根据这一思路，他提出将荆江治理与整治长江流域治理相结合，修建三峡大坝、根治长江水患的战略构想，这标志着湖北防汛斗争由治标向治本转化。1956年夏，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时发表《水调歌头?游泳》，词中写道：“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用充满诗情画意的语言描绘了三峡水利工程的雄姿和构想，加速了三峡工程的查勘与研究步伐。1958年3月25日，成都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确定“三峡工程是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1970年10月，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委会向中央提交的《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提出将该工程作为将来修建三峡工程的实战演习，以便积累经验，进行准备。⑤1970年12月，葛洲坝工程在宜昌开工兴建，它为后来三峡工程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湖北在全力修建葛洲坝工程的同时，重点加强了对全省各类抗洪设施的整固修理。其主要措施是：1、实施荆江大堤的加固工程。2、实施对荆江的裁弯和河势控制工程。3、兴建洪湖分蓄洪工程。4、实施境内长江、汉江各支流的水电工程建设。5、在平原湖区兴建排水泵站、涵闸等等。⑥这些具有综合特色治水举措的逐步实施到位，提高了湖北重要干堤防抗洪水的能力，缓解了长江河道的水势，扩大了蓄洪能力。

第三阶段：积极探索依法治水的新途径，实现“高峡出平湖”的世纪梦想

改革开放新时期，是湖北水利部门变轨转型时期，也是对建国后丰富的防汛抗洪经验进行沉淀、梳理、提炼的时期。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精神，80年代中后期全国水利行业提出了“全面服务，转轨变型”的发展方向和“加强经营管理，讲求经济效益”的方针，其核心内容是将过去治水主要由行政手段逐渐转变为依法治水的思路上来。湖北依法治水的历史进程，依其立法内容、重点和层次的演变，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978至1987年，主要是以地方性政策法规为主，以单项立法为主，以强化水利行政管理的内容为主，力图对防汛抗洪进行规范性约束。第二个时期为1988年到2009年，主要是实施中央立法为主，以综合性立法为主，以水法和抗洪法为主要内容。湖北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等为核心，制定了比较完备的配套法律文件；此举不仅构建了湖北水法的基本体系，而且规范了全省防汛抗洪的基本工作模式。⑦依法治水推进了湖北水利建设事业的快速向前发展。

1998年长江流域遇到特大洪水，湖北境内长江水位一再突破历史最高水位。中共湖北省委、省政府迅速组织230多万干群组成抗洪大军，开赴抗洪抢险第一线。党中央也极为关注湖北的抗洪斗争，江泽民、温家宝等先后多次到湖北亲自指挥，要求“确保长江大堤安全、确保武汉等城市安全，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并及时调动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投入抗洪抢险斗争。在全国军民的支援下，经过90多天的殊死搏斗，湖北取得抗御1998年特大历史洪灾的全面胜利。⑧

在新时期，湖北水利建设的重心是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1992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七届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⑨湖北承担了三峡工程的主要建设任务和空前规模的移民任务。经过近17年的建设，三峡主体工程已经胜利建成，并开始发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峡水库已试验性蓄水至172米，26台机组全面投产发电；截至2009年4月，三峡电站累计发电量突破3000亿千瓦时。

二  湖北水利事业建设的成就及其经验

建国60年来，湖北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年复一年地除水害、兴水利，水利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水利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全省水利建设累计完成土石方217亿多立方米，形成了防洪、排涝、灌溉三大工程体系，改变了湖北历史上“三年两旱、十年九淹”的落后面貌：

--江河防洪体系，以7000余公里长江、汉江干堤和重要支堤为屏障，配合三峡、荆江和洪湖等分、蓄洪工程，加上丹江口水利枢纽及近6000座大中小水库群的拦洪削峰作用，组成了能够抗御较大洪水的防洪体系。目前，长江堤防可以防御10－20年一遇的洪水，运用分蓄洪工程可提高到防御20－50年一遇洪水，运用三峡工程，可防御百年一遇洪水。江河防洪体系保护着全省42个县市，约3000多万亩耕地和2500多万人口、以及武汉、黄石、荆州等大中城市，京广、京九等铁路干线的安全。

--平原湖区排涝体系，沿江以2000多座自流排水涵闸，以及众多的固定电力排水站和固定机械排水站为骨干，与内湖、河网调蓄相结合，自排和提排相结合，形成了平原湖区排涝系统。全省耕地除涝面积由1949年的206万亩增加到近2000万亩，占易涝面积2027万亩的90%以上，其中达10年一遇以上排涝标准的有600多万亩。

--灌溉工程体系，以近300座大中型水库为骨干，100多万处塘堰和小水库为基础，配合沿江700多座引水闸和装机近90万千瓦的固定式电力提灌站，以及堰渠引水工程等，形成大中小型相结合，蓄、引、提相结合的灌溉工程体系。各项工程共可控制蓄、引、提水能力达570亿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由1949年的800万亩增加到4000万亩以上，涵盖全省耕地面积的70%以上，可以基本保证农业丰收。⑩ 

上述三大水利工程体系的有机结合，在全省范围内初步形成了能蓄能泄、灌有水源、排有出路的新水系。这对保障广大人民生命财产和工农业生产，提高防御水旱灾害的能力，促进全省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改善生态环境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全省建国后粮食、棉花总产量由1949年的57.8亿公斤和5736万公斤分别提高到2008年的457亿公斤和51.30亿公斤。农作物产量能够大幅度增长，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旱涝保收条件的改善，确保了农作物对水的需求。

在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中，湖北省不仅江河干堤长度、大型水库总数和大型排涝泵站装机容量均居第一位，而且国家和地方用于水利的投资以及水利建设发挥的综合效益均居全国前列。据不完全统计，建国后60年，国家和地方用于湖北水利建设的投资为320亿元；其中1949年至1989年的40年内，国家和地方在湖北防洪、排涝、灌溉、水土保持方面投入共56.14亿元，其所获得的净经济效益价值量为838.39亿元，为工程投入的15倍。进入九十年代后随着隔河岩等工程，特别是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兴建和投产，水利建设对于全省的经济拉动更为显著。它不仅在防洪、排水、灌溉、水土保持等多方面发挥了直接的、巨大作用，还有力地推动了水力发电事业、水运开发事业、水产养殖事业和水利综合经营，发展了城乡人民生活和工业生产供水，促进了林业的发展和环境条件的改善等等。

60年来，全省水利建设不仅成就巨大，而且更为宝贵的是，经过几代人的实践奋斗，在水利建设中摸索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组织系统、运行机制和技术手段，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形成了良好的传统，这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1、中央关怀，决策正确

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十分重视荆江在整个长江防洪体系中的关键地位，十分关怀湖北的水利事业建设，围绕治理开发荆江和抗洪防汛两大核心，不断地探索与完善科学的治水方略，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和重要决策。荆楚人民自豪地用“荆江连着中南海”来形容这种关怀和指导。

建国伊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水利建设放在了突出位置，要求“用大力来治水”，在三年国民经济尚未完全恢复之机，就抽调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修建规模巨大的荆江分洪工程。这一时期，基本沿用历史上治理与抗击长江水患的传统方略，以堤束水、因湖导流，辅之以分洪削峰，取得了 1954年抗洪斗争的巨大胜利。其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开始酝酿将治理长江水患与整个长江流域规划结合起来，探索与筹谋根除水患的治本之策，并由此开始构思兴建三峡工程的宏伟蓝图。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此前治水方略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一个新的治水思路，即继续运用江堤束水泄洪的同时，利用水库(将要兴建的三峡水库)对洪水进行调蓄，把“泄”与“蓄”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准确把握了长江洪水的规律，准确地把握了堤防束水与水库蓄水防洪的相互关系，从而为治理长江水患指明了方向，使党中央的治水方略更为完善、科学。11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一方面大力加快推进和实施三峡工程的论证、决策和建设实施；另一方面对长江流域实施综合治理，特别把治理、改善和保持自然生态环境作为重点，实行封山造林、退耕还田、退湖还田和防止水土流失等多项新举措，这种兼具“泄”、“蓄”、“治”内容的新治水方略，强调水利建设必须尊重和服从自然规律和经济建设规律，把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同善待自然结合起来，树立了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理念，使党的治水方略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更加完善。

党的历代领导集体构建和不断完善治理长江洪水方略发展、演变的过程本身，充分体现了党的执政能力不断进步与提高的历史过程；这些正确决策也是湖北水利建设事业和防汛抗洪斗争不断高歌猛进的理论基础和重要保证。

2、领导重视，常抓不懈

原国家主席、建国后第一任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说：“防汛抗灾是湖北天大的事。”他反复强调：“防汛问题，对于湖北来说，不是什么权宜之计，而是湖北的基本省策。”12他的这个思想很快成为全省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共识，此后数十年，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化，全省人民抓住水利不放松，坚信只有开展大规模的以防汛和农田水利建设为重点的农业基本建设，才能掌握湖北农业乃至国民经济的主动权。

“善治鄂者先治水”。中共湖北省委、省政府历届领导同志极为重视水利建设。李先念早在1952年就亲自担任麻城大坳水库工程的名誉指挥长；王任重指挥武汉军民战胜了1954年的特大洪涝灾害；张体学领导了丹江口、葛洲坝等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政府每年都要召开防汛会议和制定防汛抗洪方面的文件，要求全省牢固树立防大汛、抗大洪、排大涝的思想，树立关心民生、常备不懈的防汛意识。湖北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不管工作多忙、任务多重，还没有一个不学水利、不懂水利、不抓水利的，他们都在实践中成为了水利建设和防汛救灾的“行家里手”，形成强大有力的组织系统，成为水利建设的主心骨和组织保证。

3、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狠抓基础建设

民谚云：荆楚不怕刀兵动，就怕南柯一梦中。湖北“处国之腹心，当四战之地”，但是水灾给人民带来的损失远远大于战乱。针对湖北水旱灾情严重的情况，建国后中共湖北省委、省政府始终把狠抓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放在国民经济建设的首位，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狠抓水利基础建设。建国初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重点进行江汉平原的防洪建设，整修、加固堤防，修建分洪、蓄洪区，同时开展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和进行灌溉、除涝、发电等重点工程建设试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中期，重点进行山区、丘陵水库建设，发展水利、水电事业；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重点进行平原湖区的电力排灌建设，大规模开展土地平整，完善配套排灌体系，为全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稳定高产，打下良好基础；改革开放新时期，进一步加强了重点工程建设和与其相配套的工程建设，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水利综合效能体系。

在修建大型水利工程方面，湖北更是全民上阵，倾尽全力。从建国开始，湖北地市县基本建设投资主要用于农业和水利建设，到2008年为止，水利建设投资占全省基本建设总投资的40%，占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的80%。建国60年来，全省水利基本建设累计完成土石方近217亿立方米，如果堆成5米宽、5米高的长堤，可以绕地球21圈多。

4、因地制宜，科学治水

湖北地处南北过渡带，怕涝易旱，同时存在治理“水袋子”和“旱包子”的问题。基于这一情况，湖北水利建设按照统筹兼顾、标本结合的原则，实行分类治理。平原湖区以防洪排涝为重点，狠抓堤坊加固，实行江湖分家，对内涝灾害采取以排为主、排灌兼顾的策略；山区和丘陵地区以蓄水为主，蓄、引、提相结合，提高抗旱能力。在水利建设内部关系上，强调两手抓的科学方法，即：既抓农村水利建设，又抓城市防洪体系建设；既抓大型骨干工程建设，又抓小型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既抓江汉平原“水袋子”治理，又抓鄂北岗地灌溉工程和山区“当家田”建设；既抓水电建设，又注重解决缺水地区人蓄饮水问题。

湖北水利部门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原则，尊重和重视工程技术人员，充分运用科技技术和先进经验。在防汛斗争中，认真听取气象、水文专家的意见，利用科技设施，加强对雨情、水情的科学预报；在工程建设上，倡导工程技术人员深入群众，使科学技术与群众的实际经验结合起来，创造修堤、固险等新技术和新经验；在险情处置上，探索和积累江河湖库科学调度，实施错峰调洪，确保抗洪斗争取得最终胜利。

5、信赖人民解放军和武警战士的中流砥柱作用，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

湖北的抗洪历史表明，人民军队不仅是保卫祖国安全的钢铁长城，而且也是抗御洪水的钢铁长城，在历次重大的抗洪抢险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次抗洪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就奔赴防汛第一线，与广大干群携手战胜了洪魔的肆虐；1954年的抗洪斗争，武汉江堤发生险情，千钧一发之际，参加防汛的解放军指战员奋不顾身地跳入洪水中，手拉手，臂挽臂，组成人墙，用血肉之躯堵住缺口；1998年抗洪期间，仅荆江地区就云集了包括广州、南京、济南三大军区和武警部队在内的8万多名解放军官兵。他们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充分发挥了突击队的作用，涌现出一大批高建成、周菊英、李向群式的英雄人物。

在抗洪抢险和水利建设中，湖北党的基层组织充分发挥了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干部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哪里有汛情，哪里就会出现党员干部。仅荆州在1998年抗洪斗争中，就抽调1.7万名党员干部战斗在荆江大堤上。广大基层党组织也充分发挥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他们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冲锋在前、撤退在后，甚至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在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在历次抗洪抢险斗争中，基本上做到了一个支部一段堤，一个党员一面旗。广大党员干部在抗洪斗争实践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们无愧于共产党和人民公仆的光荣称号。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从五四抗洪到九八抗洪，从荆江地区到全长江流域，逐步形成和展现了一种十分崇高的精神，这就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忍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13这种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的大发挥，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大发扬，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当代中国的集中体现和新发展。

三  湖北水利建设的历史启示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湖北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治理水害，开发水利，走过了迅猛发展的辉煌历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获得了十分宝贵的历史启示。认真总结这些历史启示，对进一步推进湖北水利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湖北小康社会建设，实现把湖北建设成为促进中部地区战略崛起的重要支点，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湖北水利事业发展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从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出发，始终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愧为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新事业的核心力量。

建国60年来，从中央到湖北的各级地方党组织，为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免受洪涝等水旱灾害的威胁，真正实现伏波安澜、变水害为水利的目标，一直将湖北水利事业的发展作为一件“天大的事”来抓。从领导人民群众修建荆江分洪工程、杜家台分洪区、丹江口水利枢纽、葛洲坝水利枢纽；到成功抗御并战胜1949、1954、1981、1998年等洪涝灾害；再到带领人民群众积极挖沟修渠、建涵闸、筑泵站等，持之以恒的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最后到数十年反复筹谋、论证、决策、兴建三峡工程的历史过程，其目的都是坚定地以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为己任，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和行动准则，积极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不断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自身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历史过程。因此，湖北水利事业发展的客观历史过程与巨大的辉煌成就，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造福于人民的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愧为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新局面的核心力量。

2、湖北水利事业发展的实践证明，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定不移的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国富民强、振兴中华民族的历史重任。

湖北人民数千年来，饱受水旱等灾害之苦，一直在水深火热、民不聊生中痛苦地挣扎。湖北从秦至元代的1589年间，发生水灾140次；明代276年间，水灾61次；清代267年间，水灾115次。在国民党统治时期，38年间共发生水灾37次，几乎一年一次；其中1931年整个武汉三镇沦为水乡泽国，街道行船；1935年全省49个县受灾，1600万亩农田被淹，死亡9.6万人。14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社会主义新制度，折磨湖北人民数千年的水旱灾害得到全面治理，规模浩大的三峡工程兴建完成，标志着根治江河水患的目标基本实现，这是在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下根本无法办到的事情。

在湖北的水利事业建设中，社会主义制度表现出无与伦比的优越性。这一先进的政治制度有利于人民群众真正地当家作主，从而激发其主人翁精神和责任感、使命感；有利于发挥“全国一盘棋”的全局精神，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投资兴建规模宏大的一大批巨型水利工程；有利于建设的连续性，换领导不换指导思想，换班子不换建设规划，一代一代往下传，不反复、不折腾，一张蓝图干到底。湖北水利事业发展的实践充分表明，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定不移的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国富民强、振兴中华民族的历史大任。

3、湖北水利事业发展的实践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只有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够无往不利、蓬勃发展。

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坚定不移的走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治国安民、推动各项事业顺利发展的一件重要法宝。建国60年来，在湖北水利事业建设中，人民群众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湖北水利建设发展最快、大型骨干工程兴建最多的是经济比较困难的时期，许多大工程、大项目，就是在那时靠打人民战争干出来的，靠一锹一镐挖出来的，靠一根扁担、一副土筐挑出来的。在历次防汛抗洪斗争中，在受到洪水威胁和袭击时，人民群众不仅是参战的主力军，而且在惊涛骇浪面前没有惊惶失措，在失去家园和亲人的时刻没有悲观消沉，他们忍着悲痛更加斗志昂扬地迎战洪水，表现出很高的思想觉悟和高尚的情操。湖北历次的防汛抗洪斗争，还牵动了全国人民和海外同胞，他们发扬中华民族团结友爱、互助互济的优良传统，无私地从物质上、精神上大力支援湖北的抗洪斗争，在中华大地上上演了一幕全民族同心同德、团结战斗的历史活剧，展现出全民族万众一心战胜洪涝灾害的壮丽画卷。

4、湖北水利事业发展的实践证明，只有始终坚持发展社会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才能战胜和克服我们前进过程中的一切困难与障碍。

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与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不但是我国长期的根本任务，而且在我国现阶段具有重要的紧迫意义。湖北水利事业的发展历程，实际就是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实现旱涝保收，变水害为水利，充分开发利用水资源，解放和推动生产向前发展的历史过程。数十年持续不断地整修荆江大堤、江汉遥堤与兴建荆江分洪工程、洪湖分洪工程等，都是防汛抗洪的重要基础设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除水害作用，发挥着保护农业生产力和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功能。葛洲坝、丹江口、隔河岩等水利枢纽的兴建，又进一步发挥了防汛抗洪、航运、发电、灌溉等综合效益，保障和促进了生产力与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实力。世界第一坝--三峡工程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成为造福今人、泽被子孙的伟大工程，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物资基础。另外，在湖北的水利事业发展过程中，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的不断改革旧的水利管理体制，广开水利投资渠道，积极吸纳社会各方面资金与技术力量来共同兴办水利项目，在改革开放中使全省水利事业呈现出更加兴旺的发展势头。因此，只有始终坚持发展社会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才能战胜和克服我们前进过程中的一切困难与障碍。（周勋）

①李先念：《关于湖北水利工作问题》，1950年10月。

②张体学：《关于防汛与生产救灾工作的报告》，1954年8月。

③张体学：《关于防汛与生产救灾工作的报告》，1954年8月。

④张体学：《在随州召开的全省水利现场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

⑤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1970年10月30日。

⑥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荆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与荆江防汛抗洪》，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⑦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荆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与荆江防汛抗洪》，第21页。

⑧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湖北省抗洪抢险工作总结》，1998年10月。

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荆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与长江三峡工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⑩湖北省水利厅、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北的水利工程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⑾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荆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与荆江防汛抗洪》，第16页。

⑿李先念：《关于湖北水利工作问题》，1950年10月。

⒀江泽民：《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1998年9月28日。

⒁湖北省水利厅、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北的水利工程建设》，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