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钢铁工业现代化1949——1976年间发展的风雨历程，浓缩着从屡遭欺凌的近代中国走过来的新中国的第一代领袖们为振兴钢铁工业的艰辛探索，凝聚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雄韬伟略。其间，虽也有闪失，但经挫折而愈坚，历艰险而不倾，不辱历史使命，不失向导风采。

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夯实基础，恢复重建鞍钢，揭开新中国钢铁工业现代化进程的序幕

开国伊始，党中央立即着手在废墟上开始恢复我国钢铁工业。1949年12月，重工业部召开全国钢铁会议，确定了以东北为重点的1950年钢铁生产任务及投资安排。1950年党中央、政务院提出要迅速发展钢铁工业，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3月，中苏签订《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恢复和改建鞍钢技术援助协议书》。

1952年5月4日，中共中央作出《集中全国力量，首先建设鞍钢》的决定。1953年我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共中央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方针，而在重工业中又把钢铁工业作为建设的中心。这一时期，我党集中物力、财力，开始了大规模的钢铁工业的基本建设工作。

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夯实基础的战略策略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新中国的国情特别是建国初期的具体情况出发，为迅速恢复和发展我国钢铁工业而制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旨在特定的条件下，通过钢铁工业的重点突出的发展来迅速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带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发展。毛泽东称之为“大仁政”。在建国初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实行这种发展战略是可行的，它把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用于钢铁工业，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到1952年底，全国共修复和扩建高炉34座、平炉26座，我国钢产量1952年、1953年分别达到135万吨和177万吨，全面超过了旧中国历史最好水平。鞍钢这座由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国东三省后为掠夺资源而办起的一座较大型钢铁企业，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时遭到洗劫和毁灭性破坏，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实施“一五”计划的头一年，高质量地建成了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7号高炉三大工程，使日本帝国主义“把鞍山给你们，让你们去种高梁吧，你们要想恢复鞍钢么，平心静气地说需要二十年”的“预言”不攻自破。随着鞍钢的建设和生产的发展，鞍钢出钢材、出资财、出人才，逐步成为“新中国钢铁工业摇篮”。

实施“钢铁要过关，钢铁要过江”战略策略，批准兴建武钢、包钢等钢铁基地，构成新中国钢铁工业“南北而分”“三足鼎立”的甚本格局

建国初期，我国钢铁工业主要集中在辽宁的鞍、本地区。布局的畸型化对辽宁乃至全国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在恢复重建鞍钢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也在作改变我国钢铁工业偏于东北一隅，拟向华东、华中、西北和长江流域发展的战略思考。

1952年3月，中央财委和重工业部根据两年多的考察及苏联专家的建议，正式向中央写了《关于全国钢铁工业的发展方针速度与地区分布问题的报告》，提出：在国家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除应加强东北鞍钢的恢复建设外，还应该在华中地区建设第二个钢铁工业中心。毛泽东在多次听取汇报和参加政治局讨论后，作出了“钢铁要过关，钢铁要过江”的战略决策，批准拟在武汉、大冶一带兴建一座100万吨级以上的大型钢铁企业，并指示应继续进行包头附近铁矿的勘察工作。1958年7、8、9月武钢大冶铁矿、焦化厂一号焦炉和炼铁厂一号高炉分别建成并提前出矿、出焦、出铁，标志着武钢跨进了生产、建设同时并进的新阶段。1959年9月，包钢炼铁厂一号高炉建成。

“钢铁要过关，钢铁要过江”的战略策略表达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要求我国钢铁工业逐步从根本上铲除历史上所遗留下的疮痍，按照新中国资源分布和发展需要，合理地建立起我国具有近代化装备的完整体系的钢铁工业的强烈愿望。鞍钢、武钢、包钢的重建与新建，不仅改变了我国以往钢铁工业布局不合理、国民经济南北不平衡的落后状况，构成了新中国钢铁工业“南北而分”、“三足鼎立”的基本格局，而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冲破苏联企业模式的樊篱，推广《鞍钢宪法》，摸索建立适合国情的新中国钢铁工业企业管理制度

从1956年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在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同时，探索建立这样的企业管理制度。1960年3月，中共鞍山市委全面总结了鞍钢第一炼钢厂职工突破《马钢宪法》（前苏联马克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的一套权威性管理办法。经苏共中央肯定并大力推广，后称“马钢宪法”）的情况，向中央呈送了《关于工业战线上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在代中共中央草拟的批语中，高度地评价了鞍钢的经验，把它称之为“鞍钢宪法”。依据毛泽东所概括的“鞍钢宪法”的主要内容，“大跃进”时期，我国在建立适合新中国具体情况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方面，主要进行了以下探索和实践：加强党的领导，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

“鞍钢宪法”是经过毛泽东总结的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创造，它曾一度被宣传为办社会主义企业的根本大法。尽管在总体上仍拘囿于计划体制的框架，带有相当严重的“左”的倾向，但在当时仍不失为无产阶级管理企业的一种办法，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它反映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勇于突破苏联企业旧模式，谋求解决新中国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实事求是的进取精神。扬弃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倾向，它的基本精神还是正确的，对今天还是适用的。

贯彻“八字方针”，实施调整战略，逐步校正新中国钢铁工业坝代化的航向

1956年，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在钢铁发展上要赶超英美的问题。随着“一五”计划的提前超额完成，党的八大的胜利召开，毛泽东提出了在工业主要产品产量，主要是钢15年超过英国的目标。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在1962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在1972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问内，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美国。会后，工业提出了“以钢为纲”的口号，要求七年、五年以至三年内提前实现原定的十五年钢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的目标。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正式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 这样，在党的引导、组织、推动下，一个“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的群众性大炼“政治钢”、“争气钢”的“大跃进”高潮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到1958年，共生产钢1108万吨，其中合格的钢仅800万吨。随后虽然毛泽东曾有所察觉，并一度力图纠“左”，但是庐山会议的反右及中苏关系恶化，却掀起了继续跃进的高潮。

赶超战略是以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为特征的“左”倾思想的产物。它从根本上违背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片面地把钢产量的提高理解为经济的赶超，“以钢为纲”，不顾其余，造成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使钢铁工业与国民经济其它部门的比例关系、钢铁工业各种内部比例关系等严重失调，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以“大跃进”的形式、群众运动的方法去实现赶超目标，以“多”和“快”取代“好”和“省”，严重地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它也成为导致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经济遭遇严重困难时期的重要原因之一。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标志着我国国民经济“大跃进”时期的结束，开始转入经济调整时期。

从整个钢铁工业生产的调整过程来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961年初至1961年8月为第一阶段，称调整、徘徊阶段；1961年9月至1962年底为第二阶段，是后退阶段；1963年到1965年是第三阶段，称恢复与发展阶段。这一时期钢铁工业在指导思想上实行了重大的战略转变。首先转到为国民经济，特别是为农业、轻工业服务的轨道上来；同时大幅度压缩了钢铁生产建设指标，对部分条件差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把企业的注意力转向提高质量、扩大品种、节约消耗、注重经济效益方面来；并对参差不齐的生产能力进行填平补齐。在企业管理上，总结了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认真贯彻《工业七十条》，使大部分企业的面貌迅速改观。

“八字方针”的调整战略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以来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一次重要转轨，是为纠正“左”倾错误，战胜经济困难而采取的重大决策。“八字方针”的调整战略的提出是符合当时形势要求的，是实事求是的，也反映了群众的迫切要求。至1965年，经过整整五年的艰苦奋斗，调整任务基本完成。钢铁工业方面，在内部比例关系日趋协调的基础上，1963、1964、1965年钢铁生产有了恢复性的增长，钢产量分别为762万吨、964万吨、1233万吨。

开辟“三线”建设，批准兴建攀钢等新兴工业基地，进一步改善新中国钢铁工业昀布局

60年代初，中印边境发生军事摩擦，同时美国公然宣称：“中国今天是美国的主要敌人”。其扶持下的蒋介石集团窜扰大陆沿海的活动亦日趋猖獗。另一方面，中苏两党的分歧与论战愈益升级，并最终分道扬镳。国际形势日趋恶化使得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不得不加强备战，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决定由国家集中大量人才、物力和财力等社会资源，加紧开辟“三线”建设。

1964年5月，在中央讨论三线建设问题时，毛泽东说：为应付国际事变，钢铁工业必须要有纵深配置，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钢建不起来，我睡不好觉，没有钱可以把我的稿费拿出来，你们不搞，我要“骑着毛驴下西昌”，充分表达了其迫切的心情。同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以建设钢铁国防工业为基础，建立战略大后方，加速三线建设的决定。

“三线”建设从1964年至1972年历时8年，国家共投资三线建设800亿元，占这一时期全国总投资的一半，先后建成四川攀枝花钢铁厂、甘肃酒泉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等钢铁工业企业984个。攀钢于1970年7月1日建成出铁，次年出钢，成为我国在西南最大的钢铁基地。这一切从客观上调整了新中国钢铁工业布局，亦使新中国国防从根本上得到了巩固和加强。攀钢建设中的创业精神、自力更生的干劲、大力协同的风格、科学试验的成功经验更成为钢铁战线上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三线”地区的综合开发，也为内地的长远建设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带来了机遇。直到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中，“三线”建设的成果仍在当地发挥着重要作用。勿庸讳言，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加之“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和缺乏经验以及对战争的危险性看得过于严重，造成三线建设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如建设规模过大，战线拉得过长，要求过急，进程过快。不按基建程序办事，边设计、边施工，事故不断；过分强调战备需要而忽视施工质量和经济效益；片面强调“山、散、洞”及极“左”思潮的“政治建厂”，致使微观的生产布局不合理等，这都给新中国经济建设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也留下了较严重的后遗症。但这些偏差并非决策失误所致，也不是三线建设的主流，而是在贯彻实行三线建设决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批准引进“一米七”轧机，新中国钢铁工业开始由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到积极对外引进的战略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当局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持敌视态度，并操纵联合国大会对新中国长期坚持执行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包围、经济上封锁的政策，“遏制”新中国，使新中国失去了在资本主义市场上直接购买工业化所必需的材料、机器、装备和技术的可能性。五十年代，新中国执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和对外经济政策，主要是对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放。六十年代，由于中苏意识形态的严重分歧，关系恶化，使我国同前苏联、东欧的经济交往大为缩小，被迫处于一种自我封闭的状态。“文化大革命”时期，闭关自守的经济政策恶性发展，使整个经济陷入孤立隔绝的窘境。“四人帮”严重歪曲自力更生的方针，“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七十年代初，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运筹帷幄，运用高超的斗争策略和外交艺术，相继取得一系列外交成就。中国对外经济方面亦开始逐步改变封闭或半封闭的状态。

70年代初期，我国钢铁工业“钢不成材，材不对路”的矛盾日益突出，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1972年8月6日主持国家计委的李先念向中央写了《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5天后毛泽东批示：“为了赶速度，拟同意进口。”8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进口“一米七”连续轧机，建在武汉钢铁公司。这个我国以40亿元的代价引进的具有70年代世界先进水平的轧机系统于1978年12月建成投产，使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钢铁工业的水平差距一下子缩短了20年。

“一米七”轧机的批准引进及其建成投产，是新中国钢铁工业的一个伟大转折。它正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主张向世界开放并注重学习资本主义长处的有力体现。不仅对当时盛行的批判“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的极“左”思潮是有力的反批判，而且也为后来钢铁工业拨乱反正和奠定今天的开放格局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基础。（彭湃）

原载《党史天地》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