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水北调中线丹江口水利枢纽大坝加高工程，经国务院批准将于2005年内开工。消息一经披露，调水源头丹江口便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水源地的人们不禁怀着深深的敬意，追忆中线一期工程的总指挥长张体学同志。

张体学，河南新县人，1931年参加革命，1932年参加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以骁勇善战著称，曾被誉为“新四军第五师有名的开路先锋”。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第二书记、代理第一书记等职务，始终保持着“铁军”本色，保持着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社会主义建没事业鞠躬尽瘁，尤其是为丹江口水利枢纽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以土赶水”创奇迹

湖北江河湖泊纵横，素有“千湖之省”的称谓。千百年来，水灾洪涝一直困扰着湖北人民，世代流传着“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的民谣。1935年汉江特大洪水，使汉江中下游16个县变成汪洋泽国，8万余人葬身鱼腹，损失极其惨重。

如何把流经湖北的长江、汉江管好、用好，根治千年水患，是新中国成立后湖北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张体学自1953年主抓全省的水利工作以来，曾多次向毛主席、周总理汇报湖北的水利建设情况，在兴建了汉江杜家台分洪工程后，他积极建议开展汉江治理工程。汉江水患和北方缺水的状况，也同样牵动着党中央、毛主席的心弦。1953年2月，毛主席视察南方，在“长江”号舰艇上召见有“长江王”之称的长委主任林一山，提出了“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从南方借点水给北方？”的宏伟设想，并与林一山座谈，初步勾画出在湖北均县（今丹江口市）丹江口筑高坝抬升水位，引汉济淮济黄的“南水北调”方案。毛主席要求林一山“你回去以后，立即组织查勘”。这是新中国最高领导对“南水北调”工程最早的一次明确指示。1958年3月，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批准丹江口水利枢纽作为南水北调的第一期工程，争取在1959年做施工准备或正式开工，并将“南水北调”引汉灌溉工程并列为丹江口的同期工程。时任湖北省长的张体学坚决贯彻党中央决定，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工程筹备建设中。为了争取工程在1958年上马，他亲自担任汉江丹江口工程委员会主任，动员全省力量，支持丹江口水利工程建设，促使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提前于同年9月1日正式开工。

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后，张体学同志又担任总指挥长，常驻施工工地，现场指挥。开工后遇到的第一个棘手问题，就是第一期围堰工程的方案确定问题。丹江口水利枢纽的导流工程十分艰巨，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工程设计时采取河床分期导流，第一期先围右岸河床部分，使江水由左岸河床部分下泄，然后进行右岸坝段的基础开挖处理，浇筑混凝土至100米高程左右，并形成12个导流底孔。由于右岸河床覆盖层厚，渗透系数大，为防止渗透破坏，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在设计时采用钢板桩方案，共需钢板桩1600吨。当时我国的工业基础还十分薄弱，不能生产这种钢材。原计划从国外订购，1960年交货。由于工程抢时开工，一时远水解不了近渴。为解燃眉之急，有工程师提出用木板桩代替钢板桩，用竹笼粘土木板桩修筑围堰。但经过现场实验，木板桩打进沙滩2米多深时即遇到大卵石层折断，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

工程师杨铭堂根据过去治理黄河的经验，提出了以土赶水的办法。方案提出后，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反对的人认为这既不符合工程技术标准，又没有理论依据，是一种冒险行为。他们认为丹江口工程必须采用机械化的施工方式，等到条件成熟后再开始施工。张体学对以土赶水办法的提出，感到很振奋，他认为在机械化施工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土法施工的方法应该考虑，他建议对此方法要进一步研究、完善，并当即拍板安排进行试验。杨铭堂同志和其他同志通过试验，制定了以土赶水，土、砂、石组合围堰的施工方案，即在围堰周围填土，中间填沙，外脚抛石填出水面，形成一个土台把水赶走，然后筑坝即成围堰。这个方案既不用钢板桩，也不用木板桩，只需大量人力移山填江。主要特点是将水下施工变成陆地施工，安全简单，群众易懂，可以保证工程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好的质量施工。张体学在审批时，认为这一方案完全适用于丹江口工程建设，大胆批准于10月1日正式启动第一期右岸围堰工程。到1959年2月，历时仅151天，右岸“以土赶水”围堰工程顺利完成，并完成深挖基坑34米，在我国水利建设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

心系10万民工疾苦

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破土动工后，来自湖北、河南、安徽3省的近10万民工浩浩荡荡地云集丹江口，参加工程大会战。当时施工条件和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有句顺口溜：“一进羊皮滩，两岸是荒山，喝的泥巴水，住的是油毛毡”。这是民工们生活条件的真实写照。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建设者们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气概和坚韧不拔的毅力，用“人海战术”，以土赶水，开始了征服汉江的伟大壮举。作为工程总指挥的张体学同志，不仅关心工程，为工程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而且更关心的是人，是奋战在工地上的千万名民工兄弟。工程开工不久，张体学在总指挥部党委常委会上就明确指出：“用兵要注意养兵，只用兵不养兵是资产阶级作风。”他要求各个兵团、各个师，必须指定一位副政委管生活，住宿、伙食、洗浴、医疗等问题都要妥善解决。施工中要保障安全。“对安全问题，先教育，后命令”。他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经常与民工们一起挖土运泥，到民工住地，体察民工的疾苦，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一天凌晨2点多种，张体学冒着初冬的寒风，探访河南省民工宿营地。在邓县民工住地，发现部分民工竟睡在寒气逼人的野外。张体学感到心里很难受，他对闻讯赶来的邓县带队领导同志说：“我们总部的工作做得太差了，民工来了几天，还没有把住宿的事情安排好，我这个总指挥没当好，让大家在寒冷的天气里露宿野外，我对不起大家，请你向民工同志转达我的歉意，我们一定设法、尽快解决大家的住宿问题。”他当即指示随行的同志与后勤部联系，天亮务必迅速组织人员搭建油毛毡房和茅草棚，解决民工住宿问题。几天后，工地上的民工全部住进了油毛毡房和草棚。虽然住的条件仍很差，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解决了近10万民工的住宿问题，仍然十分难得。

以土赶水，修筑围堰工程动工后，张体学吃住在工地，亲自参加劳动，同干部和工人打成一片。工地上时常能见到他的身影。有一天，他深夜来到工地，看到许多工人光着脚浸在冰冷的水里挖土，马上返回宿舍，叫醒干部，把他们邀到工地。他一句话不说，脱下鞋袜，挽起裤脚，跳到水里，和工人一起干活。其余的同志也纷纷下水。干过一阵后，他把大家叫上坡，聚在一起，提了两个问题：“冷不冷？”“仓库里还有深筒胶鞋没有？”他的意思大家都明白了，管物资的同志连夜清仓，找出2000多双深筒胶鞋，第二天清早，全部送到工人手上。这件事使大家深受教育。

培养一支兴修水利的野战军

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是新中国成立后，继三门峡水库建设之后又一个闻名全国的大型水利工程，其建设者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工程建设的速度、质量，甚至决定着工程建设的成败。为此，张体学在工程建设中致力于打造一支作风过硬、技术过硬、能拼善战的水利施工队伍。

工程开工后，张体学从“围堰之争”和工地基础开挖中，进一步认识到工程技术人员的重要作用，不仅从生活上关怀，从政治上保护，更从工作中支持，大胆使用，给他们在技术问题上的发言权、决定权。对提出以土赶水、土法上马的杨铭堂工程师，张体学在指挥部党委扩大会上，充分肯定他的工作，说：“杨工程师为我撑了腰，我为10万工人撑了腰。”当时的总工程师赵钟灵，由于个人经历和社会关系较复杂，工作不够大胆。张体学同志就主动支持他的工作，在总指挥部党委常委会上明确表态，赵总工程师要把所有的技术力量统起来。在技术问题上，赵总工程师说了算。针对赵钟灵工作不够大胆的问题，他要求指挥部的领导人常到现场去，帮着出主意，想办法，支持他的工作。张体学的讲话使赵总工程师消除了顾虑，工作积极性、个人的聪明才智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张体学并把这种作法伸延到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高度加以强调，他说：“干部不要做空头政治家，政治干部也要懂得三、五分技术，重大的技术措施，要按总工程师、工程师的意见办，他们说了算。”

为了建设一支能征善战的施工队伍，张体学站高视远，在施工初期就着眼骨干施工队伍的建设，他针对队伍构成中农民工占主体的情况，建议实施军事化体制管理，按兵团、师、团、营、连、排的建制进行整合，强化组织纪律、工作秩序，很快使10万民工凝聚成为行动一致的施工部队。与此同时，也很注重民工技术技能素质的提高，让常年摸锄把的田头农民从根本上完成向产业工人的转变。他提出的一个响亮口号就是：“提高技术操作水平，减轻笨重体力劳动。”按这个目标，他要求各单位在工余开展广泛深入的技术培训工作，组织干部和技术人员给民工上政治课、技术课。真正把沸腾的施工工地变成一个练兵场，在施工实战中造就过硬队伍。通过培训和施工实战的磨炼，许多民工掌握了一至二门技术，成为技术能手或熟练工人，随着施工机械化水平的提高，逐步形成了一支拥有1。5万人的机械施工队伍。

正是在张体学同志的亲切关怀、严格要求下，丹江口水利枢纽队伍在施工中摸爬滚打，逐渐成长成为一支经验丰富、作风顽强、能征善战的水电施工队伍。继丹江口工程建成后，这支队伍转战大江南北，先后参加了黄龙滩水利工程、南河大坝、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工程、清江隔河岩工程和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工程的建设，为我国水电建设事业谱写了辉煌灿烂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