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指一挥间，万里长江第一桥——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已将近半个世纪了，通车典礼是在1957年10月15日举行的。在建成通车的前后，有几件事使我终生难忘，记忆犹新。

郭老临桥改诗

1957年9月25日，是武汉长江大桥举行试通车的日子。第二天，《长江日报》进行了重头报道，在文艺副刊还特地转载了郭沫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长江大桥》长诗，以烘托气氛。

事也凑巧，就在试车的第三天（27日），郭沫若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陪同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博士乘专机从杭州来到武汉参观长江大桥。他们是从机场直接到达长江大桥的。当天秋高气爽，晴空万里。因为大桥还未通车，桥上有少数工人在清理场子，行人较少，郭老陪同客人从武昌桥头堡步行到汉阳桥头堡。副总统看到已落成的雄伟大桥横跨在世界第三大河之上，兴奋不已。副总统通过翻译对郭老说：“诗，这回您又要写了。”郭老听后微笑着，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郭老尚未知道，他的《长江大桥》长诗已于25日被《长江日报》转载。当副总统参观完天桥返回东湖宾馆时，郭老却仍留在天桥上继续参观，早已把陪同副总统的任务抛在九霄云外。我紧跟郭老身后，当了解到我是驻工地记者时，他很高兴．将我拉在他的身旁，向我询问龟山、黄鹤楼、鹦鹉洲、晴川阁都在哪里，我一一指给他看，他非常满意。这时，我大声向他说：“郭老，你的《长江大桥》长诗，我们已经转载了！”他听后，摇了摇头，表示不够满意。正当随从人员催他快点回东湖宾馆时（因为下午还要陪副总统赶到广州），大桥工程局局长彭敏特地赶来送给郭老一本精致的《武汉长江大桥》纪念册。郭老高兴地在留言簿上写了祝词并签了名。和彭敏握别后，郭老把我拉到他的车内，在回东湖宾馆的路上，他问我大桥是何时开工的？有多少苏联专家？多少建桥工人？新技术学会没有？当我回答后，他非常高兴。回到东湖宾馆，郭老很快用完餐，就向我们索取稿纸，很快将改写后的《长江大桥》一诗交给我们。1957年9月30日，《长江日报》第三版上加“编者按”发表了修改后的《长江大桥》长诗。

何香凝参观大桥

1957年10月14日，也就是大桥正式通车的前一天下午2时许，我在汉阳桥头采访，为第二天通车盛典搜集素材。突然从汉阳龟山脚下驰来几辆小轿车在汉阳桥头堡停下，先后从轿车内走出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部长曾山、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和副主任廖承志。何香凝老人下车后就坐上轮椅，开始由陆定一推着，缓缓地向武昌方向前进。过了片刻，李富春主动上前换下陆定一，继续推着老人前进。此时，只见廖承志举着摄影机忙着摄影，早已把推妈妈的任务忘得一干二净。就在这时，我突然听到：“小廖，你快来推着妈妈。”廖承志虽曾参加过长征，年已半百，位居省部级，但听到李富春同志的呼唤，就急忙把摄影机收好，立即上前推着妈妈继续向前。

廖承志推着妈妈继续前进着。何老边看边自言自语地说：“现在好啦，再不怕刮大风起大雾了。”停了一会儿，老人向围着她的人说：“1927年大革命时，我在武汉，逢着大风大雾轮渡停航时，交通员冒着生命危险，乘着小筏子，来往传递信息。今天好啦，天堑变通途了！”老人向上游远望时问鹦鹉洲在哪里，当回答说在大桥上游不远处时，老人说：“鹦鹉洲并没有鹦鹉，而是三国时祢衡，就是击鼓骂曹的那个人，在这里写了篇《鹦鹉赋》而得名。”老人再向南望又问，怎么黄鹤楼不见了？我立即回答说，因修大桥拆了。我接着回答老人说：“上个月毛主席来视察时，省委书记王任重说，黄鹤楼准备重修。毛主席说，应当修，这是历史古物。”老人听了我的回答后，点了点头，深表欣慰。

大桥的栏杆上镶嵌着各种各样的花鸟虫草的图案，吸引着老人的视线。众所周知，何老不仅是一位革命家，而且还是一位著名的画家，特别喜爱画虎。老人几乎每走在一幅图案前，就让轮椅停下，当她凝视着那栩栩如生的“喜雀闹梅”“松鼠吃葡萄”等图案时，赞不绝口。

“建桥儿”

在大桥通车典礼的前几天，《人民日报》记者曹葆铭约我写篇“建桥儿”的小通讯，他还说，香港《大公报》也想用这篇稿子。

一天上午，我特地来到汉阳建桥新村派出所。因为这里住的大部分居民都是大桥局的职工，建桥新村因此而得名。当派出所的负责人得知我的来意后，他竟向我诉起苦来。他说：“在我们所里，为给新生婴儿取名可犯愁了。”在我问他为什么时，他没有从正面回答我，只是说：“在我们这里，您可以经常听到这样的对话，甚至有时是争吵。”

“同志，我们生了个小孩，请您给俺登个记吧，取名就叫‘建桥’。’

“同志，请您换个别的名字吧，叫这个名字的太多了。”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说。

“那就换成‘汉桥’好啦，”婴儿的父母恳求说。

“‘汉桥’的名字也很多了。这样同年、同月、同名字的多了，会给我们在户口管理上造成很多麻烦的。”

有的家长为了让自己的子女和“桥”字挨个边，费尽心思也让子女的名字带个“桥”字。因此，除了“建桥”“汉桥”以外，还有“金桥”“银桥”“青桥”“新桥”和“学桥”等名字。还有的取名叫“长虹”和“江虹”等象征性的名字。当年大桥局党委号召全体建桥职工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特提出“建成学会”的口号。1955年9月，一个职工家属生了对双胞胎，一个就取名“建成”，一个则取名叫“学会”。

在短短的两年中，建桥新村所出生的婴儿，虽经派出所工作人员再三劝说不要以“桥”取名，但其中叫“建桥”的仍有25个，叫“汉桥”的有15个，叫“建成”的有9个。建桥的职工们都以能用“桥”给自己的子女命名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并非神话

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举行了盛大的通车典礼。典礼后的第三天，全市人民还沉浸在大桥通车的欢乐之中。忽然，江面上刮起了8级大风，轮渡停航，但市民参观大桥的兴趣未减，人们都涌上了大桥公路桥面。由于大风狂吹，又加上人群拥挤，大桥有明显的晃动现象发生。人们出于对大桥质量的关心，不断地打电话到大桥局和报社编辑部，询问大桥是否质量上出了问题。

为了回答群众的疑问，编辑部门让我迅速到大桥局问个究竟。到了大桥局，我直接闯进了苏联专家组组长西林的办公室，他是技术上的绝对权威。当通过翻译贾参向他说明我的来意后，他并没有吃惊，而是和平常一样，一面微笑着，一面让我坐下饮茶。待我平静下来后，通过翻译，他先从大桥的设计思想谈起。他说：“长江是世界上第三条大河，在这样的大江大河上修桥，我们是慎之又慎的。”停了一下，他又慢条斯里地说：“我们的设计是从几个因素考虑的：江面刮起8级大风，武汉地区发生地震，铁路上两列装满货物的火车对开在桥中间紧急刹车，公路桥上的汽车也同样紧急刹车，一艘巨轮撞在桥墩上。即使这几个因素同时发生，大桥仍坚如磐石。”我在大桥工地采访虽然时间很长，但听后仍感惊讶。西林看我吃惊的样子说：“我说的这些并非神话，在设计上必须考虑到这些不利因素，才能万无一失。”他还对我说：“大桥的设计是非常慎重的，施工是非常认真的，这些你都看到了。大桥的桥墩可以长期使用，钢梁可以使用100年，如果保养得好，还不止100年。”最后他才回答我的提问说：“至于大桥遇大风而摇摆，是因为钢梁有弹性，摇摆是正常的，如果不摇摆，反而不正常了。”他怕我还没有理解，最后又说：“你看公路桥有三道伸缩缝，就是准备让钢梁伸缩的。”

事实已充分证明，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已将近半个世纪。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大桥经过各种考验。如今，几十万个铆钉还很少发现有松动的。巨轮虽先后几次撞到桥墩上，大桥仍巍然屹立。正像西林当年告诉我说的：“武汉长江大桥是世界上最坚固的大桥之一！”

（选自《武汉文史资料》200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