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湘生的父亲名叫潘文郁，1906年出生于襄阳东津湾。1920 年入湖北省第二师范学校，成为萧楚女（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的学生，深得器重，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秋，苏联帮助中国培养干部，在莫斯科筹办中山大学。中共中央从湖北选拔了11人，潘文郁是其中之一。潘文郁学习勤奋，不到半年就能阅读俄文书报，不久被学校选拔为课堂翻译。

 

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潘文郁被指定为“六大”代表，担任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翻译，为大会笔译和整理了很多文件资料。周恩来离苏前，建议潘文郁回国工作，潘文郁欣然应允。同年9月，潘文郁回到上海，在中宣部筹办机关报《红旗》。

 

1931年7月22日，因叛徒出卖，潘文郁被捕入狱。1932年出狱后，他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十分苦闷，开始翻译《资本论》，先后译出了第一卷第二、三两分册（约40万字），于1932年8月、1933年3月以潘冬舟署名、由北平东亚书局出版。这两本书是马克思《资本论》最早的中文译本之一，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潘文郁留下的《资本论》原件，这是他给孩子的唯一遗物

《资本论》的发行让中共地下党“北京特科”找到了潘文郁，1933年，潘文郁又重新为党工作。

 

1934年2月，张学良被任命为鄂豫皖“剿总”副司令，党组织指示潘文郁通过在东北军中任职，接近张学良。经人介绍，潘文郁与张学良在北平见面，潘文郁的才华深得张学良赏识，后随军南下来到武汉行营，担任机要秘书一职。

 

潘文郁在地下组织的支持下，仅用了一周时间，把红军能公开的，如重大事件、发展历史等按词条编纂成“匪情辞通”的小册子。张学良非常满意，亲自作序，下令部队官兵随身携带。自此，潘文郁在张学良心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张学良有什么重大问题都向他请教，还张口闭口称“老师”。除了为张学良讲解马克思主义以及《资本论》，潘文郁还教他俄文。

 

“围剿红军”行动中，潘文郁将“接触”到的“剿总”军事机密，及时传递给北京特科。第五次反“围剿”后期，红军连连失利。面对重要情报，潘文郁决定冒一次险。趁着夜色，他把机密文件带回家，和妻子廖素丹一起昼夜抄写。

 

 

其中，核心机密《豫鄂皖剿匪兵力配置图》详细印有“剿总”所属部队番号、兵力、驻地，以及团以上主要军官姓名等情况，只发给少部分高官，潘文郁手里的是他负责存档的。文件太长，天亮时，他们都没抄写完，与他“接头”的人又要往回赶。潘文郁心一横，把抄写件和原件全部交了出去。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离开苏区开始长征，中共北平地下市委机关也遭到毁灭性破坏，20名特科成员被逮捕，《豫鄂皖剿匪兵力配置图》也被搜查出来。

 

事情上报到蒋介石，这份文件本该在潘文郁负责的机要组文件柜里，却跑到了“北京特科”成员手里，潘文郁很可能是“共谍”。蒋介石震怒，急电张学良，要求把潘文郁押解到南京法办。

 

张学良

张学良不愿意被人指责他赏识的人通敌，觉得此案没有铁证，还有回旋余地，先把潘文郁带在身边去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以行敷衍，后又把他软禁在家中“保护”。台湾方面有关档案显示，张学良还多次电报蒋介石表达惜才之心，“这个人会六国文字，很有才华，中国这样的人还很少”。后来，被捕的“北京特科”人员叛变，潘文郁的身份完全暴露。

 

潘文郁关押期间，张学良放他回家探亲，言外之意，君若贪生且逃生去吧。但潘文郁回家安顿后又毅然回到监狱，挥笔写下三万余字的生平回顾，字里行间，表达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毫不动摇。张学良看后泪流满面，告诉潘文郁：“杀朋友是我最不愿意干的事，你的夫人和孩子我一定会照顾好的，你放心去吧。”

 

1935年3月3日，潘文郁被秘密杀害于武昌徐家棚。时年29岁。

 

 

“父亲牺牲后，我记得母亲拿到一笔钱，据说是张学良给的”，潘湘生说，当时，母亲廖素丹带着他和弟弟潘平生回到湖南，在外婆家的帮助下艰难度日。为了让两个儿子不耽误学业，廖素丹当过小学老师，又逃难到广西做过女工、保姆。

 

武汉一解放，廖素丹带着两个孩子回到武汉，向组织写信说明情况，后经组织查证，廖素丹被安排在省委保育院工作，潘湘生和潘平生也先后参加人民解放军。

 

解放后，廖素丹向组织反映潘文郁情况的信件

 

1988年，薄一波关于潘文郁情况的批示

 

1988年底，潘文郁被国家追认为革命烈士。周恩来用“有重大贡献而过早牺牲”几个字评价他。“当时，我们家高兴了好长一段时间”，潘湘生说。此后，潘湘生也很少向别人讲起父亲的事，他说，只想把父亲放在心里，默默牵挂就可以了。

 

国家颁发给潘文郁的烈士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