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静
刘仁静，1902年出生于湖北应城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1918年7月，16岁的刘仁静离开家乡，考入北京大学学习。刘仁静被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等各种新思潮包围，自觉“见识倍增，茅塞顿开”。北大仁人志士和国内外名家的汇聚，及其丰富的图书资源，更是让求知若渴的刘仁静如鱼得水。
随着政局的变化和政治思想领域新旧势力斗争的日益激化，时代唤醒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肩负起历史使命，走出书斋。刘仁静在这种时势中，逐渐改变了过去不关心政治的思想状况，越来越主动地参与政治斗争。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刘仁静和爱国学生一起参加游行示威活动，并参与了火烧赵家楼行动。6月3日，北京各校为反对当局保护卖国贼、镇压爱国学生的命令，发动数百名学生上街讲演，当日有170多名学生被拘。刘仁静不顾军警横行，无视被捕受伤的危险，坚持演说，终亦昂然入狱。张国焘在其回忆中说：“那位书呆子刘仁静在六三被捕时，曾因爱国狂热与军警大闹。”在各地人民群众的声援下，北京政府不得不于6月7日释放被捕学生，10日免除三位亲日派官员的职务。刘仁静出狱后，拿起笔写文章来宣传，为保证中国政府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而投入新的斗争。
闻一多
闻一多，1899年生于湖北浠水县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是清华新剧社、美术社的发起者。
闻一多因5月4日白天不在学校，没能参加学生游行。晚上知道消息后，激动得彻夜难眠，就着烛光，连夜抄写出岳飞名篇《满江红》一词，悄悄贴到学校食堂门口。第二天，同学们看到闻一多饱含爱国激情的酣畅笔墨，感慨万千，纷纷传诵。这一下，平静的清华园也沸腾起来了。
接下来的整个五四运动中，闻一多虽在其中“大露头角”，“却不是公开的领袖”。据梁实秋介绍，清华最初的学生领袖是当年即将毕业留美的陈长桐，继之者是与闻一多同级的罗隆基，至于闻一多，“则埋头苦干，撰通电，写宣言，制标语，做的是文书的工作”。
闻一多后来在给家人写的信中，叙述了自己在五四运动中的感慨：“今年不幸有国家大事，责任所在，势有难逃，不得已也……男在此为国作事，非谓有男国即不亡，乃国家育养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谁人？忠孝二途，本非相悖，尽忠即所以尽孝也。且男在校中，颇称明大义，今遇此事，犹不能牺牲，岂足以谈爱国？……”
包惠僧
包惠僧，1895年1月15日出生在湖北黄冈夏铺河仓家畈，他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人之一。
1917年毕业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武昌教书半年，后相继任《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汉口中西报》记者，积极为五四运动服务。
包惠僧以“雷”、“鸣”为笔名发表文章，其意就是要震撼一下死气沉沉的社会，用雷电轰鸣，撞出一个缺口，逐渐扩大，以便展现出一个新世界。出于一颗正直、热情的心，包惠僧敢于披露社会上的一些黑幕，因而惹怒和刺伤了一些人。当时的议会秘书长蔡养朴――包惠僧的代数老师，曾劝他去找一个正当的职业。而他申辩说自己对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好人坏人如实地报道出来，可以说问心无愧，干新闻为生活计，劳动所得，心安理得。
包惠僧采访报道的新闻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北洋卖国政府、军阀和学阀，合乎时代潮流，很受学生欢迎。与陈潭秋等发起组织湖北公民选举监督团，揭露政客们争权夺利的丑行，颇受新闻界瞩目。
恽代英
恽代英，189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五四运动爆发后，恽代英参与了武汉地区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是武汉地区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武汉，恽代英当即写下了题为《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的爱国传单，并与学生连夜赶印600余份，到学校和街上广为散发。传单被师生们争相传阅和诵读，引起巨大反响。此传单随即在《大汉报》上全文登载，广播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成为鼓动人民投身五四运动的号角。恽代英还起草了《呜呼青岛》等著名爱国传单，积极鼓动“五四”爱国运动。
对于反动军阀的暴行，恽代英一面对其予以严厉谴责，一面积极与武汉学联研究对策。后来他撰写了《武汉学生被官厅解散最后留言》、《学生联合会报告军警蹂躏状况书》等文稿，大量印发市民，刊登在《大汉报》，并寄往长沙毛泽东任主编的《湘江评论》刊载，及时揭露军阀暴行，为学生爱国行动伸张正义。
恽代英积极与社会各界联络，如与施洋为首的武汉律师协会密切联系，与汉口红十字会联系，请商界有影响的人物为爱国学生作说客，取得广泛的同情与支持。他还与施洋等发起成立武汉各界联合会，向工人、商界宣传“五四”运动，推动罢工罢市。于是，这场首先在青年学生中发起的爱国运动，迅速扩大到工人和商人之中，最终掀起了武汉三镇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浪潮。
林育南
林育南，1898年出生于湖北黄冈，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被选为武汉学生联合会负责人。
林育南作为武昌中华大学附中部学生运动的点火人，成为武汉各大中学校学生运动的联络者、发动者和负责人。1919年5月9日，武昌中华大学、高等师范、勺庭中学等15所学校的学生代表在中华大学集会，声援五四运动，林育南在会上参与制定了湖北学生运动的重大事项。
5月17日，武汉学生联合会在中华大学成立。出席大会的武汉地区26所学校的代表通过了第二次宣言书。中华大学的林育南成为武汉学联的负责人之一，随后林育南等率全体代表赴湖北督军公署和湖北省长公署请愿。
武汉学联成立后，还创办了以“唤起国民爱国热忱，提倡国货坚持到底”为主旨的《学生周刊》。5月18日，在林育南等武汉学联负责人的组织下，各校学生3千余人再次举行游行。学生们手持书写“争回青岛”“灭除国贼”“提倡国货”“同仇敌忾”“誓雪国耻”的白色小旗，一路上四处散发传单，口号声此起彼伏。
1919年9月，林育南从上海回到武汉，和互助社的成员创办了另一个新刊《向上》。与此同时，他又在自己的家乡八斗塆一座家庙里创办了浚新学校和一所通俗演讲社，实施理想的教育和宣传农民地位的改造。11月，他和恽代英等一起，在原中华大学书报贩卖部的基础上开始筹建利群书社，于1920年春正式营业，地址设在武昌横街头18号。这是武汉地区和长江中游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的重要基地之一。
董必武
董必武，1886出生于湖北黄州。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奠基者。
五四运动爆发后，董必武看到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深受鼓舞。1919年5月8日，他主持的湖北善后公会全力声援五四运动，并致电湖北省议会、教育会、武汉商会、汉口各团体联合会称：“外交失败，败亡间不容发，请亟起主张严惩卖国党，急电巴黎专使拒绝签字，并强烈要求主持公道以图挽救。”
其后，他经常与湖北各界来沪的人士会晤，宣扬五四精神，由此结识了来上海参观的陈潭秋。二人畅谈了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互相交换了对当前斗争和未来前途的想法，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同时，董必武还和张国恩、詹大悲、李汉俊等商议进行革命的方法。他们一致认为：要进行革命活动，必须用革命理论指导革命实践，中国革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而要进行阶级革命，走俄国道路，必须先要唤醒和组织群众。
经过精心筹划，董必武与李汉俊等人决定从宣传新思想、提高民众的觉悟入手。他们立即着手办两件事：一是办报，二是办学。五四运动时期，董必武对马克思主义在华中地区的早期传播和革命后备力量的培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真正勇士。
陈潭秋
陈潭秋，1896年1月4日出生于湖北黄冈县。他是五四运动带头人，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1916年，陈潭秋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英语部。为寻求救国之路，他经常出入图书馆、翻阅《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
五四运动爆发后，陈潭秋被推为武昌高师英语部学生代表，带领高师学生上街游行示威。陈潭秋说：“人家把刀架到我们的脖子上，难道我们还能躺着不动吗？”“向帝国主义列强宣战，是正义的事情，怕什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要见义勇为，知难而进！”5月10日，陈潭秋所在班级的学生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头。恽代英、陈学渭、李书渠率领的中华大学学生队伍也在上街游行，与陈潭秋等率领的学生队伍汇合在一起。沿街散发“不忘‘五七国耻’”传单，希望“有血性的黄帝子孙”，一致起来反对“强夺我们的青岛”“强夺我们的山东”。
陈潭秋后来回忆说：“五四运动是现代民族革命的先声。五四运动的发生是民族危机的加深，是帝国主义在华侵略掠夺的结果。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胚胎，使我们脱离古代思想之侄桔，而走向新的门径，以求得改造中国的新道路。五四运动使我们形成有计划有希望的创造新时代的人物。”
迫于形势，中国政府全权代表陆征祥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使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受阻，五四运动取得伟大胜利。五四运动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使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知识分子走上了政治舞台，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其中许许多多湖北革命先驱的功绩，将永垂青史。
（来源 综合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新华社 中国青年网 北京党史 湖北党史网 武汉党史网 责任编辑 骆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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