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 年11 月7 日，在湖北黄安 （现红安） 七里坪西门河沙滩上，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四军、红二十五军和直属教导团近3万人，正式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为掩护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

1935年1月22日，红四方面军接到中共中央来电，要求川北红军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突入敌后，运动歼敌，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进。为掩护中央红军北上，发展至鼎盛时期的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这个当时全国第二大苏区，开始西渡嘉陵江进行长征，牵制敌军主力。

从1935年3月强渡嘉陵江西进开始，到1936年10月与红一方面军会宁会师结束，红四方面军长征1年零7个月，在几支长征队伍中用时最长。

在川康甘之间反复往返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经曲折，是因为受到张国焘退却逃跑主义的错误干扰。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和中央红军会师。两军会师后，张国焘看到红一方面军经过长征的消耗，惧敌观念更为增长。

当时中共中央决定开辟川陕甘根据地，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却主张向有“广大弱小民族”的藏民、羌民区发展开辟“川康新局面”。事实上，以汉族为主体的红军到人烟稀少且有隔阂的少数民族区域很难得到扩大，还会远离抗日前线，如再遭国民党军封锁山口，就会被困住。

从6月间至8月初，中央一再召开会议，张国焘勉强同意北上。此时，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已经封锁了松潘大道，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两路通过草地北上。刚过草地，张国焘突然反悔，要求全军南下，并拒不执行中央命令。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继续北进。红四方面军全部及随总司令部行动的原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则掉头南下，再次经过草地，进入成都西北的川康边天全、芦山、道孚、丹巴等地。在这一时期，张国焘还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西边缘，马上遭到国民党川军主力和入川的中央军大举进攻，在百丈关一战伤亡万余人，只得西撤。经过四个月苦战，部队仍难在川康区建立新根据地。至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被迫向西转移进入藏族聚居的甘孜及附近地区，部队也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减为4万多人。

在藏民区，红军实行了民族平等政策，争取到广大藏族同胞的支持，在甘孜地区还建立起“博巴政府”。不过当地粮食和牲畜非常有限，几万部队居住的时间一长，生活便陷入困窘，必须另寻出路。

中央北上的胜利和南下的失败，从正反两方面教育了广大指战员。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大都要求北上，张国焘在碰壁后也被迫取消其另立的中央，接受中共中央的指示，改任中共西北局书记。7月初，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经过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以及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张国焘被迫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7月间，红四方面军同红二方面军一同离开甘孜地区北上。

三过草地最艰苦，会宁会师获赠新装

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前，因当地人烟稀少且多属少数民族，筹粮更为困难。红军指战员凭着坚强意志，并总结前两次过草地的经验，通过了泥沼密布、气候变化无常的数百里茫茫草地，进入了甘肃南部。此时张国焘又表现动摇，不愿同中央会合，提出向黄河以西前进。这时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大都反对“天天向太阳落下的西边走”，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也要求北进，张国焘彻底陷入孤立，只得同意众人的意见。

1936年10月9日，红军总司令部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到达甘肃会宁，同前来迎接的红一方面军会师，从而结束了长征。两军会合时，指战员们回想起一年多来的曲折经历，激动万分。中共中央在会师前通过东征和国际援助，已经筹得了一笔经费，在甘肃当地买下了供7万人穿着的冬衣，历经磨难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都穿上了新棉衣，感受到根据地的温暖。

红四方面军从嘉陵江边出发到会宁，地图上直线距离不到500公里，可这一长征却用了一年半时间，反复迂回往返行程超过5000公里。到达陕甘宁后，红四方面军还有3万多人，虽然在后来的西路军中有很大损失，仍是红军中保留长征骨干最多的部队，在后来的革命战争中又成为一支劲旅。

（来源 中国军网 法治日报 实习编辑 张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