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后，一度选择五个落脚点皆放弃，为何最终来到陕北？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从江西根据地突围后，对撤离转移到哪里，落脚点到哪里，当时的决策层心中是没有底的。只是边打边走，边走边看，不断地调整变更预想目标和战略空间。对落脚点的选择，经历了好几次变化。落脚陕北建立根据地，并不是中央红军的初衷。

根据党史军史资料，中央红军先是计划落脚湘西，与贺龙、任弼时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湘江之战后，中央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人员减损过半，又把落脚点放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后因国民党的中央军和川军、滇军、黔军的重重围堵，局势发生严重变化。

红军仍旧边打边走，举棋不定，要去寻找一块稳固坚实的和赖以长期生存补给屯养的根据地及落脚点的期盼，仍然没有着落。革命向何处去，真正成为党和红军当时最为紧迫最为困惑的问题。

哈达铺邮政所旧址

1935年9月上旬，红军经岷山、突破甘肃甘南门户腊子口，抵进小镇哈达铺。这座处于陇南宕昌县的普通小镇，却意外地引出了一个改变红军命运、奠定革命未来的重大发现，那就是在小镇的邮政所发现的一摞旧报纸。

生死关头！一张旧报纸，长征“落脚点”最终选定竟是因为它？

红军在哈达铺邮政所发现的《大公报》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从报纸中得知：“在距此地西北方向的陕西北部，有刘志丹等人领导的红二十六军5000余人和六七个县域大小、十数万民众的苏区根据地存在而且非常活跃。”同时该报还披露：“‘赤匪’徐海东等人领导的红二十五军3000余人已与红二十六军在陕北会合。”

这一消息使迷茫中的红军找到了希望。毛泽东为此作出了向陕北进发的决策，整编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支队(陕甘支队)，支队政委由毛泽东兼任，支队司令员由彭德怀担任，并在哈达铺关帝庙院内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会上，毛泽东就部队整编、挺进陕北等问题作了重要报告。

随后，红军从哈达铺出发，粉碎敌人的追击，于9月20日占领通渭县的榜罗镇。党中央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正式确定，红军继续北上，把落脚点放在陕北，将陕北苏区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

哈达铺关帝庙，毛泽东在这里宣布了“到陕北去”的决定

10月19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进驻陕甘革命根据地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胜利地完成了历时一年，纵横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强调：“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

当年的哈达铺小镇，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报纸呢？这与当地的经济分不开的。据考证，哈达铺盛产当归，由于哈达铺当时隶属岷县，所以叫岷归。哈达铺出产的当归品质上乘，信誉好，吸引了陕西、山西、河北、四川、广东、上海等地的客商前来经商。

客商们在自己的家乡设总号，在哈达铺设立了28家分号，置地买房收当归，买卖兴隆，所以哈达铺当归的种植面积相当大，促进了地方经济的繁荣，外地商人在哈达铺做生意，都要订一份家乡的报纸，不时了解家乡发生的事情，因此哈达铺邮政代办所的报纸种类非常多。

哈达铺邮政代办所牌匾

《大公报》在上世纪30年代发行量在全国已达四万份，该报在西北有专派记者，在西安、兰州等地均设有记者站。而哈达铺这条商贸线的邮递路段均连接上述城市。2005年出版的《陇南市志》相关章节记载：上世纪30年代在该地发行的省外报纸中有《大公报》，还特别提到红军在哈达铺找到的报纸是《大公报》。当时报纸日期分别是1935年7月23日、27日、29日和8月1日。

红军在哈达铺找到的《大公报》

应该说，正是这些“陕北还有刘志丹红军”的信息，把毛泽东的目光和红军长征目的地从“到中苏边界去”转到了陕甘根据地。

（来源：大公网、人民网、新华网、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 见习编辑：袁恬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