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也打响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建设警察队伍的第一枪。南昌起义中，中国共产党不仅接管了历史上的第一个公安局，也诞生了历史上的第一位公安局长———彭干臣。

彭干臣，1899年出生于安徽省英山县（今属湖北省），1919年考入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1年4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起义中的公安局长

1927年7月31日后半夜，江西省南昌市的市民们突然听见街上有枪声。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街上响枪是常事，当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阵枪响，意味着一场武装起义的爆发。

担负着治安保卫职责的旧警察们，则选择了在枪响之后翻一个身继续睡觉，第二天正常上班。上班的途中，警察们才发现，街上张贴了很多标语，还贴出了布告———一夕之间，共产党夺取了南昌市，接管了包括公安局在内的南昌市多个政府部门。

张秉泉当时在公安局消防队当队员，他亲眼见证了彭干臣代表共产党接管南昌市公安局的一刻。

“到了局里，革命委员会派来了一个新局长，叫彭干臣，彭局长还兼任了南昌卫戍司令部的司令，卫戍司令部就设在公安局内。”

起义中的彭干臣责任重大。身为公安局长兼卫戍司令部司令，他除了命令军警和公安系统，加强城市警备，搜查残敌，打击犯罪分子外，还着力于恢复南昌的各项社会秩序。

有市民回忆，起义当天，公安局就贴出了布告，内容大体是说：我们的人回来了，叫大家不要怕，要各商店照常开门做生意、学校照常上课、市民照常生活等。

不过，对于处在敌人包围之中的共产党人而言，留给他们管理南昌的时间并不多。

彭干臣更重要的工作，是在起义军撤离前，整编好旧式警察队伍。

时任南昌市公安局保安一队队长的汪宪章对整个整编过程印象深刻。

“我们全局官警和消防队的同志，就在警局内集合整编。接着还在顺直会馆为卫戍司令部内搬来了1000多支枪。那天下午天气不太好，下着毛毛雨，彭局长召集大家讲话，接着就编队，由青壮年的警士混合编成几个连，至晚上七八点钟才编完，被编入的人还发给了枪和子弹。编好的队伍当晚带进省政府内住了一晚，第二天清早就向城外出发。出发前，在绳金塔的广场上整理好队伍，有二三百人。早上8点钟才离开南昌，12点钟走到莲塘，下午过沙埠潭河。我们公安局全部人员是跟贺龙将军警卫团走的。许多人跟着起义军一直到了广东。”

而彭干臣自己，选择了最后一批离开。据时任特务连副连长的唐天际回忆：“8月6日，最后一批起义队伍撤出南昌，卫戍司令彭干臣同志要我留下，了解一些敌人的情况，并设法与袁州毛泽东同志带领来参加起义的1000多人的武装队伍联系，同时交给一封与省委联系的信，他们就走了。”

“留得头颅在，可为党效力”

对彭干臣就任公安局长的提议，始于1927年7月27日。那一天，彭干臣与周恩来几乎同时到达南昌。

作为起义的组织者，周恩来等人明白，一旦起义爆发，维护社会治安、镇压反革命、保卫前敌委员会等任务异常艰巨。主要负责承担上述任务的公安局长一职也就显得尤为关键。

周恩来到达当天，就在前敌委员会上提议，任命彭干臣为南昌公安局局长兼卫戍司令。最终的任命则由革命委员会发布于8月2日：“派南昌公安局局长彭干臣管理南昌卫戍事宜。

”提议和任命依据的，是彭干臣南昌起义之前的人生经历。

1924年春天，黄埔军校迎来了一批安徽学生。其中，24岁的彭干臣最得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欣赏。在此之前，周恩来就知道他是安徽第一师范的学生领袖，曾参与组织过著名的“六·二”学潮；为声援“二·七”大罢工和反对曹锟贿选总统，他又在安徽组织了几次大学潮。陈独秀在安徽一师建团时，他已经担任了一师的党支部书记。

次年，彭干臣成为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的主要成员。毕业之后，他与同学陈赓分在同一个连队，陈赓任连长，彭干臣任党代表，一同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东征。

五华战斗中，彭干臣被打掉一个手指，同窗好友惋惜不已。他却笑道：革命诚艰巨，断指不足惜，留得头颅在，可为党效力。

这样的豪情在北伐战争中再一次展现无遗。

1926年秋，周恩来传达中央的命令，让正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彭干臣回国参与指挥北伐作战，且分配在叶挺独立团工作。攻打武昌城之前，他建议叶挺组织共产党敢死队，他自己身先士卒，冲在前头，为攻下武汉立下大功。武汉攻克后，叶挺独立团扩编为二十四师，叶挺为武昌卫戍司令，彭干臣升任参谋长。后来，夏斗寅叛变，叶挺带兵征讨，彭干臣还曾代理过一段武昌卫戍司令。

周恩来也因此对彭干臣的才能更加重视。当他到上海领导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特意将彭干臣调来，并令彭干臣从武昌卫戍部队中抽调一批各级军事骨干，化装顺江而下，潜赴上海，穿插到各工人纠察队中任军事指挥或军事顾问。

“4·12”政变后，彭干臣所在的武昌共产党，因为掌握着一支数千人革命武装，成为已经暴露身份的工人领袖和知名党员的主要庇护所，也成为革命经费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据共产党人李强回忆，他在前往武昌时，筹集到了50箱银元的军费———每箱约5000枚，两个大汉抬起来都很吃力。

当这些钱送到武汉卫戍司令部时，正巧彭干臣的三弟在场。三弟也许从未见过这么多钱，试探着问：“大哥，给我几块带回家吧!”

彭干臣的表情至今令李强难忘———他先是一愣，像是不认识似的盯着三弟，本想发作，想想又缓下口气：“三弟，这是革命经费，一块也不能动的。”

三弟反而火了：“要几块钱都不给，你算什么兄弟情谊!”

彭干臣不理，继续数着银元，往账册上登记。

李强说，这笔钱为后来的南昌起义派了大用场。不久，彭干臣便率大笔革命经费及一部分工农力量，由英山潜入南昌，开始了他南昌起义的新征程。

功绩成谜，生死成谜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彭干臣作为中国共产党首位公安局长的身份并未得到历史学界的承认，在无数文章、传记和影视作品里，南昌起义时的公安局长兼卫戍司令是朱德。

而彭干臣不仅功绩成谜，甚至连生死也成了谜团———1933年秋天，妻子江鲜云得到彭干臣寄自江西上饶的最后一封来信，从此以后再无音信。

南昌起义时的公安局长兼卫戍司令之所以会被误认为是朱德，有很多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在于南昌起义之前，朱德确实担任过此项职务。1927年2月，朱德受中国共产党委派，利用与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的旧同事关系，被委任为南昌公安局长兼卫戍司令。但伴随着朱培德的反共面目逐渐暴露，4月10日，朱德便离开了上述职位，同年6月，他正式辞去这个职务，下旬便被朱培德礼送出境，失去了在国民党江西当局的一切职务。

而彭干臣自南昌起义之后，一直使用多个化名进行工作，外界对他的历史缺乏系统了解，甚至他去世之后多年，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报刊对他死因的报道———一次说他在南昌起义途中牺牲，一次说他在赣东北被我军内部当做AB团分子活埋———也都被证明是历史的谬传。

事实上，彭干臣是1932年由周恩来从上海派往江西工作的。在中央撤离上海迁往苏区前，周恩来曾征求彭干臣去向的意见。周恩来当时希望彭去鄂豫皖苏区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彭干臣却认为，那儿是他的家乡，由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难以避开封建宗族裙带关系的干扰，不利于革命工作，他希望到别的地方去任职。于是他最终被派往赣东北。这对彭干臣来说，完全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和基础。

彭干臣到赣东北以后，先后担任过红十军参谋长、赣东北彭杨军校校长职务。但当时，根据地的肃反扩大化运动，使大批优秀党员和干部惨遭冤杀。尤其是属于知识分子的干部几乎无一幸免，连方志敏也一度被解除职务。在这种情况下，彭干臣成为肃反对象。1932年9月7日，曾洪易等人以开会为名，把彭干臣从彭杨军校骗到蔡村邓家逮捕进行“审查”。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活埋”传言的由头。

1934年冬，方志敏受中央指示率抗日先遣队出师北上。出发前方志敏调动干部随军行动。彭干臣即协同方志敏率红十军团北上。1935年1月，红十军团在赣东北怀玉山地区，不幸陷入重围，部队全军覆没，彭干臣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36岁。

自此以后，彭干臣的生死成了一个谜，他的业绩也无人提起，仿佛历史上不曾有过这样一个人。但是那些在不同时期与彭干臣有过交往的战友们，心中却始终记挂着他。

1996年4月，彭干臣生前的老战友李强致函中央。信中写道：“明年是浙江省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和八一南昌起义70周年，是弘扬我党光荣传统的良好时机。现特向江主席建议：一、我党已确立33个军事家，彭干臣这位周恩来同志20年代的军事助手，文韬武略齐备的战将，理应再占一席之地；二、军事博物馆、革命历史博物馆、八一起义纪念馆应陈设彭干臣烈士的图片和业绩；三、在《人民日报》或《解放军报》发表纪念彭干臣烈士的文章。以上几点，当否，请主席阅示。”

5月，中央办公厅给李强回信，告知，已将彭干臣定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同意，一、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总政负责，在军事博物馆增设有关彭干臣烈士的展览内容。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展览的北上先遣队部分增设有关内容，在革命战争馆南昌起义部分，在展柜中陈列实物、照片并配文字说明，作为永久性展出。二、在次年纪念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或南昌起义70周年之际，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发表纪念彭干臣烈士的文章。这位被历史湮没了许久的党内英杰，终于得以让世人了解他光辉灿烂的人生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一切的精神。

（综合湖北党史 编辑 邹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