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广为流传，但建党的历史时刻，陈和李都没在场。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召开，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参加大会的13位代表中，缺了早期共产主义小组创始人——有“南陈北李”之称的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为何没能出席中共“一大”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会议？

根据同时期的成员们回忆，还是因为一个字“忙”。

陈潭秋在《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说：陈独秀未能出席一大，因为“那时他在陈炯明统治下的广东做教育厅长”。

包惠僧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来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回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

张国焘则回忆说：“陈先生的信中除说明他尚未获准不能抽身出席外，并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

有“南陈北李”之称的另一人李大钊，则在忙着“讨薪”。

当时，他除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外，还兼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由于北洋军阀政府财政困难，停发了北京八所高校教职员工的薪金，李大钊作为八所高校“索薪委员会”的重要角色，忙于追讨着北京八所高校教职员工的工资，无法亲自前往上海出席会议。这样，北京早期党组织就开会推举了张国焘、刘仁静。

刘仁静1979年2月时曾回忆：“由于对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一般习惯于在组织活动中不惊动李大钊，因而没有选举他是不奇怪的。”“选代表的那次会是认真的，气氛也是好的，缺点在于我们都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因而使得这莫大光荣不适当地落到了我的头上。”

罗章龙在回忆中也提到：“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党的成立大会，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

金一南教授曾指出，当时成员们缺席一大的理由多种多样，但与中共一大的历史地位相较，都是“芝麻与西瓜”相较。追根究底，党的成立初期，并没有多少人看好中国共产党，甚至早期参加筹建这个党成立的一些领导同志，对这个党将来能有多大作为，能做出多么大的事情，在其成立之初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毕竟，“当时中国大地的情况，每天成立的政治组织与每天解散的政治组织一样多，谁也不知道这个党成立能搞多长时间。”根本不会有人敢想，一个在全国仅有50多名成员的小党，28年后会解救人民于危难之中，执掌政权；100年后，会成长为拥有近亿名党员的世界最大政党，领导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这个党，在追根溯源的时候，会那么多次地提起上海和嘉兴南湖的一大，提起那13位党的一大代表。

尽管“南陈北李”都没有参加一大，但这无损于他们作为中共主要创始人的卓越贡献。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与来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我去上海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它的组织里，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二人都是最卓越的中国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当国立大学图书馆助理员时，就迅速地朝马克思主义发展；陈独秀对我发展这方面的兴趣也大有帮助。我第二次去上海，曾与陈独秀探讨了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亲聆他谈他自己的信仰，这在我一生也许是最关键的时期深深地影响了我。”

毛泽东等一大代表没有忘记“南陈北李”，全中国人民也将永远铭记他们的伟大功绩。

（综合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责任编辑 苏逸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