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4月30日）上午9时，由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主办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格局演变”云会议成功召开。

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许晓东代表学校作了开幕式致辞。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中联部原副部长、中国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于洪君，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前交通部长、前副议长翁诗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苏世民书院特聘教授王绍光，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理事长许庆琦，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长江特聘教授刘鸿武，南京大学中国南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锋，澳门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叶桂平，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研究所原所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周晓晶，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武汉大学教授虞崇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吴洪英共12位专家先后作了主旨演讲。

来自全国各界关注该话题的专家学者、各媒体记者和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的师生共30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华中科技大学华中智库副院长、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杜志章主持。

会上，许晓东指出，在国内疫情已经基本控制，而海外疫情正在蔓延的特殊时期，召开这样一次视频会议非常及时且有意义。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华中科技大学在学校党委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前方医院和后方校园两个战场同心抗“疫”，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疫情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给全球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有可能深刻地改变世界政治格局，影响到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在此背景下，如何推进全球治理变革、维护良好的世界秩序？如何更加自觉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希望通过大家的探讨，为全球疫情防控提供更多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方案，为全球格局演变贡献更多的创新思路和战略智慧。

欧阳康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世界各国在疫情打击下走出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疫情是对各国以至于全球治理体系的一次重大考验。在后疫情时代，面对世界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不确定性，中国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发挥制度的优势，补足制度的短板，处理好外交尤其是中美关系，对于我们更好地走向未来至关重要。同时，在价值观层面，我们要立足底线来思考人与自然、生命意识、人性善恶、个性自由与社会性合作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的问题。

于洪君指出，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严重地扰乱了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也极大地冲击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大疫之后，人类社会相互依存、命运与共的本质不会改变，只会继续彰显和强化；世界各国彼此需要共谋发展的经济态势不会改变，只会继续扩大和深化；社会制度影响力之争与大国国力角逐不会改变，只会更加激烈和复杂；不同文明形态彼此既有差别又互通互鉴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但会有新的特点和内涵。

翁诗杰认为，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全球爆发，对于人类是一场全方位的惨痛考验。中国“抱疫驰援”体现了大国担当的本色，也以行动贯彻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更为全球治理模式提供了新的选择。中方的当务之急是努力厚植本身的软实力、积极扮演好作为大国的国际角色，而不必强求竞逐全球治理的领导角色，更不能坐实西方国家所谓“意图输出中国模式”的指责。

王绍光认为，新冠疫情绝对不是一个黑天鹅事件，而是比黑天鹅事件更困难的事件。新冠疫情防控所面临的决策事实上是在“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他认为，公共决策通常分为四种情况，即已知的已知、已知的未知、未知的未知以及不可知的未知。未知的未知，便是深度不确定性。不可知的未知，就只有听天由命了。这次疫情给人类敲响了警钟，在未来30年中，深度不确定性的情况会频繁出现，尤其在国际领域，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问题值得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者关注和思考。

许庆琦指出，历史上的每一次瘟疫大流行，都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新冠肺炎大流行也必然如此。新冠大流行将会削弱美国作为世界霸主的地位，加速美国的衰退，但不会是美国的“苏伊士时刻”，新冠病毒不会迫使美国把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转交给中国，但是，疫情毫无疑问给了中国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人类命运公共体将成为新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共识，中国也应该及时调整“一带一路”倡议，以应对新的全球格局和经济秩序。

刘鸿武认为，目前非洲大陆的疫情总体不是那么悲观，但形势严峻。非洲的文明和文化本身就是在与各种各样的疫情斗争的漫长岁月中演进出来的，非洲的历史就是一部抗击各种热带疾病的历史。过去60年，中非合作中最富有成效的方面就是医疗卫生方面的合作和努力，就当前形势下，中非需要进一步推动在各个层面更加有效的合作，要加强中非民间企业和智库之间的合作，要注重智库、媒体和舆论方面的合作，中非合作既要立足当下，更要着眼于长远。

朱锋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和以往改变世界的重大事件都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新冠疫情首先对人类经济秩序和经济活动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其次，新冠疫情使得大国战略竞争进入了全要素对抗的时代；再次，新冠疫情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社会思潮的激荡；最后，大国间利益的竞争，不仅局限于地缘战略，而已经扩展成新的互相之间的防范、警惕的阵线，世界将进入新“战国”时代，利益的警惕、防范和冲突会变得更加细致。

叶桂平认为，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在关键时刻发出了挽救世界经济的最强音；全球抗疫应该回归到保障人民生命的福祉上，国际政治的发展首先是要超越意识形态的羁绊，回归到人民的基本福祉，而生命的保障就是最基本的要求；在世界新秩序中，面对权力的新结构，我们国家应该抓住机会，把我们一贯主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推进为广泛的国际共识。

王文指出，2020年注定因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而作为“分水岭之年”记入史册，中国可能正遭遇30年来最恶劣的内外部环境，为破解这个难题，中国智库学者须在研究方向、工作任务、服务对象与行为方式等方面都要有更多的“后疫情时代”的全球作为，中国智库学者要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更多有力的声音，传播“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真相与真情。

周晓晶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当今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最新注脚，并再次证明了习近平主席关于“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要论断的深刻洞见。团结合作是抗击疫情的最有力武器，面对疫情，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我们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防止世界经济衰退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摒弃零和博弈、丛林法则等与世界经济包容普惠发展相背离的思维方式，并好做应对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准备。

虞崇胜对后疫情时代全球格局的发展做出了三个判断，首先在中美关系，是“关关难过关关过、步步难行步步行”，指中美两国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论存在多少分歧，中美关系必须继续维持；其次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格局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指的是后疫情时代不仅只有中美，还有其他国家也会在这个变数中找到自己的发发展道路；最后是后疫情时代世界的前景，即”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指的是世界形势确实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根本的东西不会一下子改变。

吴洪英指出，现在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是疫情的震中，但是未来更担扰的应该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如果不及时采取果断地措施将可能引发全球第三波疫情高峰，可能造成百年罕见的灾难。全球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印度、巴基斯坦等国，非洲更是未来全球抗疫的重中之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未来国际合作抗疫非常重要，也是必然的道路。

欧阳康最后总结到，中国在艰难抗疫过程中不知不觉成为世界的典范，根本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始终秉持着正确的价值观念，坚持人民生命至上的原则，举国体制和万众一心民族精神的相结合，中国抗疫的经验是人类宝贵的财富。

新冠肺炎疫情无疑深刻地改变着世界格局，十多位国内外顶尖学者从不同的专业领域、视角分享了他们的观点和看法。大家一致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是人类认知能力有限性、各国体制差异性、人与自然关系的复杂性等多方面原因综合导致，面对这一全人类共同的威胁，我们应该摒弃成见，同舟共济，攻克时艰，牢固树立起人民生命至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和共识，也只有这样，人类在面对各种深度不确定性危机时，才能科学决策，将损失降低到最小并最终取得胜利。

（湖北广电融媒体 记者 夏金 通讯员 李想 张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