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03 18  “疫”线日记

2019年1月22日，还有两天就可以回家过春节了。下班途中我给爸妈打了电话，告诉他们第二天到家的时间。1月23号凌晨，当我看到朋友圈被“武汉离汉通道关闭”的消息刷屏时，我意识到今年我可能回不了家了。二十多年，这次是我第一次过年不能和家人团聚，虽有些孤独，但这就是我的工作。

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退掉了回老家的火车票，给父母打了一个“请假”的电话，电话那头，爸妈让我注意防护，安心工作，但还是可以听出他们的一丝失落。带着爸妈的叮嘱，我开始了当记者后的第一场战役——战“疫”。

忘记危险，不想错过任何一个画面

大年初一，我和钟玮在中南警务站蹲点，突然接到指挥中心调警的指令：辖区一位居民发高烧，还伴有昏迷的状况，指派民警找救护车，把发烧的居民送到医院。我们拿着摄像机，和民警一起出警，完整记录下民警救助的全过程。

因为任务太急，在没办法做好全身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我们就跟民警一起到了发热居民的家中。民警一边询问患者的身体情况，一边联系医院。二十分钟的时间，我一直处于近距离拍摄，直到医院的救护车到了现场，把患者抬上救护车后，看着救护车远离的背影，我才突然意识到，当时我们戴的是最普通的口罩。

（图为：大年初一胡爽和同事钟玮跟随民警转运发热病人）

那一刻，我根本就没有觉得害怕，回到单位准备做节目的时候，被晓薇姐大声“教训”了一顿，此时，我才感觉到有些后怕。按要求，我和钟玮一起，被要求回家进行隔离观察。

焦虑中，我接到出警民警的电话，送到医院的发热患者，只是普通的感冒发烧，当时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当我手握摄像机的时候，根本就没想到有什么危险，只想把现场完整地记录下来。

重回岗位，离“危险”更近一点

在家观察了一天，身体没有任何不适，我申请重回工作岗位。我想，如果这次不到前线，一定会留下遗憾。

2月21日，是我第一次到方舱医院采访。说实话，嘴上说不怕，心里还是会犯嘀咕。防护流程比较复杂，我花了将近四十分钟，才换上了厚厚的防护服，被包裹得严严实实。还没穿一会儿，已经明显感觉大脑缺氧，开始呼吸困难，那个时候才真正体会到，穿着防护服工作是有多么的不容易。

（图为：在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医疗队员帮胡爽检查防护服）

我的搭档，是胆大的晓薇姐。洪水、汶川地震、“东方之星”沉船现场，都有她逆行的身影，所以我跟着她，心里自然也会踏实许多。

（图为：“生死搭档”胡爽和张晓薇）

那天采访的是一对父子，儿子王桓峰是重案队的刑警，一直在方舱医院值勤，二十多天没见生病的父亲。再见父亲时，却是在王桓峰值勤的方舱医院。父亲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一名党员，做好你自己的事情。”

虽然我早就写下了入党申请书，也参加过积极分子学习班，但是，对党员的理解，更多的是革命先烈和英模人物，总感觉他们离我很远。只是当那天采访到王恒峰父亲时，我第一次感觉到，其实英雄就在我身边。王恒峰的父亲说：“我是一名老党员，在方舱里既是一名患者，也是一名志愿者。儿子就是一个执勤的公安干警。我们要分清楚各自的职责，身处这个岗位，应该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即使有风险，那也是要去承担。”

而我的职责，就是记录下抗击疫情阻击战中的感动。

（图为：2月21日在江岸区塔子湖方舱医院采访民警王桓峰的父亲王宁）

“迷你ICU”的四次眼泪

在武大人民医院东院区三病区内，有个“迷你ICU”，里面住着三位危重病人，患者小飞就是其中之一。这个“迷你ICU”，是红区中的红区。

在进重症监护病房之前，我已经去了好几次方舱医院了，多少有点心理准备。当我和晓薇姐被中国医大盛京医院ICU的主任贾佳问到“你们进过红区吗，会不会穿防护服，出来会不会脱防护服”的时候，我们面面相觑，竟不知道该不该说“会”。贾佳，也是这个“迷你ICU”中患者小飞的主治医生，东北人性格豪爽，说话嗓门也大。他的“唠叨”，让原本不那么紧张的我，开始紧张起来，心越跳越快。

（图为：在武大人民医院东院区重症病房，穿戴完毕准备进污染区）

进入“迷你ICU”，第一眼就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小飞。医护人员无暇顾及自身的安危，都在忙着帮他换药、吸痰。

（图为：援鄂医疗队员正在给患者小飞换药、吸痰，记者胡爽现场拍摄）

不知不觉，我在病房待了也快两个小时了，突然觉得自己眼前发黑，身体开始晃动，呼吸也有些跟不上来。但那个时候，我们正在采访贾佳主任，我低着头，咬着牙，努力举着OSMO（注：摄影器材）不让它晃动，坚持到最后。采访一结束，晓薇姐一扭头，看我已经有些站不稳，一把把我扶到过道上透透气。

我隐约听到医生和护士的对话。

——护士说：“给他吸点氧。”

——医生说：“不行，吸氧就会暴露。”

——晓薇姐说：“送他出去吧。”

——医生说：“这也不行，脱防护服时间长，有危险。”

晓薇问我要不要出去，我用劲摆摆手说：“没关系，休息一下就好。”直到完成拍摄工作，晓薇对我说：“你那一倒，把我的魂都吓没了。”

其实当时，我根本就没有想到“危险”这两个字，只想把现场完整地记录下来。我也不知道当时自己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可能是那些白衣天使不放弃的精神，可能是患者面对疫情时的乐观和感恩，这一切，都让我充满了力量。

（图为：采访中感到缺氧，被扶到窗边透气）

不知不觉，我们在ICU已经超过五个小时。最后，我们是被贾主任“赶”出来的。从医院出来的时候，我对晓薇姐说：“今天，我流了四次眼泪。”

第一次眼泪，是为病情好转的重症患者朱阿姨流的。她哭着说：“是医疗队的医生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她说，能够从全国各地调来医生，只有中国才能办得到，祖国真的太强大了。

第二次眼泪，是为“方舱歌王”李叔的一曲《我的祖国》而流。李叔跟着电视节目越唱越带劲，歌声里全是他的自豪感。慢慢地，他的声音哽咽了，他说：“我从方舱医院转到了这里，也从方舱医院唱到了这里。虽然每次核酸检测都是阳性，但是没关系，我一定会好的。在中国，我特别安心。爱伟大的祖国，自豪我是一个中国人。”

（图为：医生给患者小飞换药）

第三次眼泪，是看到小飞的妻子和他微信视频。电话那头的妻子非常乐观地对小飞说：“你肯定会好的，我们等你回来。你一定要坚强，等你出院了我带你去吃好吃的。”小飞虽然不能说话，从他的眼神中，我看到了他对生命的渴望。

第四次眼泪，为一名87岁的老奶奶。她说自己是一个老党员，相信党。当她挥着手对救了自己命的医护人员们说“再见”的时候，我真切地感受到：希望就在前方了！

回忆这段特殊的日子，受访者的一个表情，一句话，这些场景经常在我眼前浮现。没有一个冬天不能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感谢这次“大考”，让我遇见了最好的自己。

监制：郭小容

编审：吴博军 郭晓勇

作者：胡爽

编辑：刘蕊俊

（责任编辑 马张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