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说,他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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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苏东坡传》第一章 文忠公,林语堂著,张振玉译

苏东坡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一则是由于他对自己的主张原则,始终坚定而不移,二则是由于他诗文书画艺术上的卓绝之美。他的人品道德构成了他名气的骨干,他的风格文章之美则构成了他精神之美的骨肉。我不相信我们会从内心爱慕一个品格低劣无耻的作家,他的文字再富有才华,也终归无用。孝宗赐予《苏东坡集》的序言就盛赞他浩然正气的伟大,这种正气就使他的作品不同于那些华丽柔靡之作,并且使他的名气屹立如山,不可动摇。

但是,现代我们不要忘记苏东坡主要是个诗人作家。他当然是以此得名的。他的诗文中有一种特质,实在难以言喻,经过翻译成另一种文字后,当然更难以捉摸。杰作之所以成为杰作,就因为历代的读者都认为“好作品”就是那个样子。归根结底来说,文学上万古不朽的美名,还是在于文学所给予读者的快乐上,但谁又能说究竟怎样才可以取悦读者呢?使文学作品有别于一般作品,就在于在精神上取悦于人的声韵、感情、风格而已。杰作之能使历代人人爱读,而不为短暂的文学风尚所掩没,甚至历久而弥新,必然具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发乎肺腑的“真纯”,就犹如宝石之不怕试验,真金之不怕火炼。苏东坡写信给谢民师时说:“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论贵贱也。”

不管怎么说,能使读者快乐,的确是苏东坡作品的一个特点。苏东坡最快乐就是写作之时。一天,苏东坡写信给朋友说:“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苏东坡的文字使当代人的感受,亦复如此。欧阳修说每逢他收到苏东坡新写的一篇文章,他就欢乐终日。宋神宗的一位侍臣告诉人说,每逢皇帝陛下举着不食时,必然是正在看苏东坡的文章。即便在苏东坡贬谪在外时,只要有他的一首新作的诗到达宫中,神宗皇帝必当诸大臣之面感叹赞美之。但是皇上对苏东坡的感叹赞美就正使某些大臣害怕,必使神宗在世一日,使苏东坡一直流放在外,不能回朝。

有一次,苏东坡写文章力辩文章本身使人感到快乐的力量,就是文学本身的报酬。他在世的最后一年,有时他曾想抛弃笔墨根本不再写作,因为他一辈子都是以笔买祸。他在给刘行的回信中说:“端穷困,本坐文字。盖愿到形去皮而不可得者。然幼子过文更奇。在海外孤寂无聊,过时出一篇见娱,则为数日喜,寝食有味。如此知文章如金玉珠具,未易鄙弃也。”作者自由创作时,能自得其乐,读者阅读时,也觉愉悦欢喜,文学存在人间,也就大有道理了。

倘若不嫌“民主”一词今日用得太俗滥的话,我们可以说苏东坡是一个极讲民主精神的人,因为他与各行各业都有来往,帝王、诗人、公卿、隐士、药师、酒馆主人、不识字的农妇。他的至交是诗僧、无名的道士,还有比他更贫穷的人。他也喜爱官宦的荣耀,可是每当他混迹人群之中而无人认识他时,他却最为快乐。他为杭州、广州兴办水利。建立孤儿院与医院,创监狱医师制度,严禁杀婴。在王安石新法的社会改革所留下的恶果遗患之中,他只手全力从事救济饥荒,不惜向掣肘刁难的官场抗争。当时似乎是只有他一个人关心那千里荒旱,流离饿浮。他一直为百姓而抗拒朝廷,为宽免贫民的欠债而向朝廷恳求,必至成功而后已。他只求独行其是,一切付之悠悠。今天我们确实可以说,他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

来源:读与思

(见习编辑 李小涵)